“一帶一路”上“走出去”的國企面臨的問題比想象的多。
前不久，位于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韋政府內閣通過決議，要求未能達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資企業必須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或者在4月1日之前將至少51%的企業股份交予津巴布韋黑人公民。但是在4月1日，津巴布韋政府決定暫時擱置本土化計劃，暫時不收繳那些沒能按照《本土化與經濟權利法》交出控股權的外資企業的執照。
雖然“本土化計劃”被暫時擱置，但對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投入諸多人力物力財力的中國國企來說，這類“本土化”政策無異于一種提醒：“一帶一路”上也有風險，“走出去”時要警惕。
津巴布韋推“外資本土化”
3月23日，津巴布韋青年發展、本土化與經濟授權部部長朱沃宣布，此前一天該國政府內閣已全票通過決議，將推進“外資本土化”，要求所有外資企業必須在3月31日前向津巴布韋投資管理局提交“本土化實施計劃”，如果不能在30天寬限期內提交該計劃，這些外資企業的營業執照將被“直接吊銷”。
所謂“外資本土化”，指外商獨資企業必須在規定期限內向津巴布韋的黑人轉讓51%的股份，否則將會被定為“不合規”企業予以“整頓”。朱沃表示，內閣的做法是為了確保本土化法規得到貫徹，同時幫助改善津巴布韋黑人的經濟狀況。
不過，在設定的最后期限4月1日，津巴布韋政府突然決定，暫時不收繳那些沒按照《本土化與經濟權利法》交出控股權的外資企業的執照。
4月7日，外交部副部長張明會見應邀來華訪問的津巴布韋外交部常秘畢馬。會見中，張明希望津方在推進本土化法案、整合鉆石礦過程中，能從兩國友好合作大局出發，按照兩國投資保護協定和本國法律，切實保護好中國在津企業權益，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營造有利環境，增強中國投資者赴津投資興業的信心。
畢馬表示，津方本土化法案中關于外資企業須將51%股份出售給當地人的規定僅限于礦業領域。在其他領域，外資企業可以同津方通過協商確定股權比例，沒有硬性規定，外資投資活動可以照常開展。最近津政府整合9個外國合資的鉆石礦，不是要將鉆石礦國有化，而是建立統一的合資公司，以更好地利用本國資源，使津巴布韋人民真正從中受益。
畢馬強調，這次整合行動也涉及南非、俄羅斯、澳大利亞、阿聯酋等多國在津巴布韋的合資企業，絕不是針對中國企業。津方將依照本國法律及同中國簽訂的投資保護協定，保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愿同中方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問題，歡迎中國企業赴津投資。
雖然此次“外資本土化”政策被暫時擱置，但類似政策在津巴布韋并不是突如其來的“新政”。
中國商務部網站顯示，2007年，津巴布韋頒布本土化和經濟授權法案，要求在津所有企業中，津本地人所占股份不少于51%，外國人和白人擁有的企業必須將51％的股份出售給當地黑人或政府，新投資企業必須為本土人預留51％以上股份才能獲準經營。
2008年，津巴布韋通過《本土化和經濟授權法案》，成為國家法律。今年3月23日所公布的決議與該法案在內容、條款上幾乎毫無變更。2010年頒布本土化和經濟授權（總）條例，之后陸續出臺礦業、制造業、金融業和旅游業等行業的實施細則。2008年和2013年上臺的兩屆津巴布韋政府，都為此設立了專門的一個職能機構——津巴布韋青年發展、本土化與經濟授權部。
對中企影響有限，但風險值得警惕
中國大使館提供的數據表明，目前已經有超過1萬名中國商人在津巴布韋經商和生活，在我國駐津巴布韋使館經商處注冊的中資企業有45個。根據津巴布韋投資局核準的數字，2015年，津核準外商投資額（含合資企業）為31.63億美元，中國是津巴布韋的第四大投資來源國，核準投資額約為1.89億美元。
自2011年起，津巴布韋已成為中國在非投資的熱點，連續3年成為中國對非投資前3位的國家，其中2011年在津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額為4.6億美元，2013年6.02億美元，均列中國在非洲國家投資的首位。目前，有多家企業從事工程承包業務，主要涉及通訊、水利、電力及房建等領域。
中國是津巴布韋最大的外商投資來源地，“外資本土化”政策對在津的中國企業有何影響呢？
中國駐津巴布韋經商參贊李耀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類本土化政策并非“突如其來”，也不是只針對中國企業，所有的外國投資者都面臨本土化的命運；而且，本土化政策針對每個行業的規定不盡相同，在礦業等資源行業、農業等保留行業政策嚴格，在電力等津急需的領域在政策執行時間上有一定空間。
國際關系學院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帶一路”研究所副所長儲殷教授判斷，津巴布韋投資環境較差，風險也較大。“外資本土化”政策在多年前就被津巴布韋政府提出了，但并未徹底落實，4月1日再次擱置，說明此類政策在津國內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對以國企為代表的在津中國企業影響有限。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研究室主任楊立強教授，對津巴布韋采取此類政策“完全理解”，因為津巴布韋希望通過“本土化”的措施限制外資，并以此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而此類對外資的規制措施，各國普遍都有采取。
儲殷強調，此類政策雖然影響不大，但的確說明了中國的很多企業在進入“一帶一路”沿線上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國家時，往往會面臨各種風險。
他認為，“一帶一路”沿線上，有不少國家政府信用缺失、政權更迭較快、政府管理能力不足，這些都會給“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帶來風險。
楊立強表示，在“走出去”時，中國的國企和民企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國外基本不看你是國企還是民企，你頂的標簽、扛的招牌都是中國企業”，因此應當平等看待“走出去”的中國企業。
“一帶一路”上，國企可能會遇到哪些風險
國資委新聞中心發布的《“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路線圖》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國資委監管的110余家央企中有107家在境外設立了8515家分支機構，分布在全球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目前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的央企達80多家。
國資委的數據顯示，中央企業境外投資額約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7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約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境外投資和對外工程承包的增長加速了中國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的進程。2014年中國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強，已有1家進入前10名，5家進入前30名。
國資委原主任張毅此前曾透露，“十二五”以來，中央企業境外資產總額從2.7萬億元增加到4.9萬億元，年均增長16.4%；營業收入從2.9萬億元增加到4.6萬億元，年均增長12.2%，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業境外經營單位資產總額、營業收入和利潤占比分別達到12.5%、18.7%和10.6%。
種種數據都表明，在津巴布韋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建設能力較強的國企的角色和作用受到廣泛關注。但是，國企面前的“一帶一路”也并非坦途。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郭朝先表示，許多亞非國家政局不穩定，可能帶來國家信用缺失、恐怖襲擊等政治風險。此外，由于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較為落后，支付能力不足，后發進入當地市場的中國企業也面臨著盈利空間較小等經濟風險。
在儲殷看來，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結構主要偏向于周期長、資本多的礦產和基建等行業，建設周期越長、資本越多，在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面臨的風險也越大，“投資結構的問題不解決，那就肯定是高風險的”。
儲殷指出，許多“走出去”的國企對外投資、建設往往是按照國家項目要求的，領導要求在這幾年要拿出成績，前期調查不夠充分，或者不具備條件就匆匆上馬，最后很容易出現諸多風險。“這些就是國企有短期行為的問題。”儲殷說，“到底是政治為經濟服務還是經濟為政治服務，我們要搞清楚。”
風險不只是來自海外市場，“走出去”的國企自身也存在著能力不足的問題。
根據郭朝先的研究，由于國際化水平不夠，不少國企在“走出去”時仍然沿用以前的辦法，而新的制度又沒建立起來，國際化的公司治理能力和內部制度建設跟不上。隨著國企“走出去”程度的不斷加深，國際化人才短缺問題越發嚴重，“懂外語、懂技術、懂法律、領導能力和溝通能力強的人才尤其稀缺。”
郭朝先分析，雖然政府很支持企業“走出去”，但目前我國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還有不少空白點。“比如說，情報信息的收集、稅收的減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支持、出口的保險、海外稅收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一整套體系怎么補齊，行業協會怎么幫助，怎么支持？”
國企“走出去”，風險如何防范
既然不是坦途，“走出去”的國企該如何避免掉進“坑”里。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院李錦分析認為，在“一帶一路”上“走出去”的國企要尊重當地法律，以求合作共贏；在此基礎上了解當地政局，與當地文化和生態相互適應、融合。楊立強分析，“走出去”時，國企要做兩件事：識別風險和規避風險。
據他介紹，國企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話，首先需要充分了解風險。“從投資決策到投資的實施，再到中間的建設、運營，一直到投資的完成，將面臨哪些風險？哪些風險是首要的，哪些風險是次要的，哪些風險是需要長期關注的，哪些風險是動態變化的，這都要長期研究。”
他認為，“走出去”的國企還需要對當地投資環境做好評估，如果要進入當地市場無法免除風險，就要想辦法規避。“能不能在當地找一些合作伙伴，以合資的形式開展小規模投資，先試試水？或者聯合一些跨國大企業？”
儲殷認為，另一個值得參考的辦法是重視安保和公共關系。可惜的是，現在很多“走出去”的國企不太具備這類能力，也不夠重視這類問題。根據他的研究，國際上一些企業在當地的安保和公共關系的成本往往會達到總運營成本的20%以上，但我國企業往往連百分之幾都很難達到。
“所以在進入當地市場的時候，要媒體先行，政策先行，而不僅是把國企在當地投資當做政治的輔助手段。”儲殷說。
根據自己的研究，郭朝先認為整體來看，中國企業在政府部門的幫助下抱團出海是比較好的選擇。“一個企業成功走出去了，其他的也跟著出去，慢慢地做大。”
事實上，我國正在通過建立境外工業園區的方式來實現國企抱團出海。
從2006年起，中國曾先后在贊比亞、泰國、柬埔寨、韓國、馬來西亞等地，分兩批設立了幾十個經貿和工業園區。截至2014年年底，商務部重點統計的16家規模相對較大的園區，“已經完成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入駐企業超過400家，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超過4萬個”。
李錦表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境外工業園區，有利于帶動更多中小企業“抱團”，從而減少和規避風險，并且帶動裝備和制造產能“走出去”，刺激社會投資的深度融合，帶動民營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實現“國民共進”。
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不少境外經貿合作區實際上是由民營企業作為實施主體而運營的。例如，浙江青山鋼鐵公司在印尼建設了青山工業園，華夏幸福基業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資建設產業新城。
本文章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