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的經濟學理論證明，市場經濟是現代經濟發展最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不同國家卻表現出迥異的經濟績效，早先建立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中，經濟發達的也是少數幾個。那么究竟怎樣走向市場經濟才是正確的路徑？究竟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才能有效推動經濟發展？或許，從中國的成功實踐中，我們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改革的基本邏輯和漸進轉型方式
縱覽中國改革開放全部過程，其基本邏輯是始終以經濟發展為主導，以經濟發展績效作為改革的檢驗標準，而不是為改革而改革，不是急于改變原有體制。用馬克思主義話語來說，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經過實踐，而不是從理論出發，不是依靠理論設計。實際采用的理論也基本是從改革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而不是像俄羅斯東歐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標準處方，即“華盛頓共識”。后者把西方一二百年演變形成的發達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繁榮的根源，犯了倒果為因的邏輯錯誤。而反觀中國的市場化之路是按照循序漸進的實踐方式獨立自主探索出來的。
中國改革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特征從一開始就顯現出來了。人們雖然認識到計劃經濟的弊病，但并不認為要對其進行徹底改革，只需要對其進行修修補補。當時，中國經濟嚴重凋敝，人民生活極度貧困，扭轉近乎崩潰的國民經濟是首當其沖的任務。“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在當時都是受歡迎的。中國百業蕭條、民生凋敝的現實，激發了人們強烈的發展愿望。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基本路線，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改革開放放在其后。30多年來，中國始終自覺地把發展作為首要目標。發展是硬道理成為中國人的口號。1992年，鄧小平提出“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標準，為發展掃清了道路。
因此，中國的政策很明確，改革本身不是目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改革是發展的動力，是為發展服務的。這種策略可以概括為寓改革于發展之中。其基本特征是讓市場機制在適應經濟發展中自發漸進的成長。中國改革的初衷并不是要建立市場經濟，而是為了改變極端落后的經濟面貌，是以追求經濟發展為目標的。中國領導人開始對市場經濟也了解甚少，只是在發展欲望的誘導下逐步發現市場的力量，引進市場機制。這種情況說明中國的市場化過程是一種迎合發展的適應性過程，也造成了中國轉型的漸進性質。當然，中國的漸進式轉型特征只是一種事后的描述，是從總體上與獨聯體、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的激進方式相比較而言的，但并沒有事先設定改革一定要按照漸進方式進行，實際的情況是能快則快，該突破的時候就突破，一切以發展效果即“三個有利于”為根本標準，以不影響發展為前提。可以說，中國的改革是一種以發展為中心導向的適應性漸進轉型。
中國改革主要呈現以下特征：它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連續不變的目標；它是通過雙軌制改革進行的；它顯示出巨大的地域差異；它是一個走走停停的過程。根據以上特征，人們把中國改革概括為漸進式，與俄羅斯等國家的激進改革相區別。實際上，中國并沒有有意識地“采用”漸進主義的方案。在中國拒絕激進改革而又無人知道如何改的情況下，改革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和“摸著石頭過河”，只能是個“干中學”的過程。中國改革是由改變當時貧困狀況和發展經濟的現實需要引發的，在發展經濟的目標激勵下，改革與發展交互進行，相互促進。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而真正發達的只是少數，市場經濟不是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且它有好壞之分，只有好的市場經濟才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轉型國家要建立有效的市場經濟，必須采用漸進的方式使其和自己國家的特殊條件逐步結合。認為一旦迅速照搬了英美市場經濟模式，經濟就可以自然的快速增長，是一個幻想。另外，制度變遷不僅涉及利益的沖突，更重要的是它要受到歷史、文化傳統和認知模式等許多重要因素的嚴重制約。而文化認知模式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市場經濟沒有統一的模式，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是一個和各國具體環境條件逐步結合的過程。從改革的實際過程看，它不僅是改變作為形式化規則的制度，還要改變人，改變非形式化的規則，包括文化、認知模式后的習慣、價值判斷以及行為，而這是非常緩慢的過程。在計劃經濟中，所有事情似乎都是固定的，人們過著十分平靜的生活。決定權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大多數人不要為自己作出選擇，即使對于那些決策者，由于固定的環境，他們的大部分工作也僅僅是例行公事而已，不需要主動性和創造性。對于長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的人來說，要適應市場經濟那種面對不確定的環境自己抉擇的情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讓他們學會這樣面對價格波動、不確定性、多重選擇和競爭，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很多人面對不確定的環境猶豫不決，很多管理者因為習慣執行上級制定的決策，而不適應自己制定決策。雖然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在今天看來并不是什么大問題，但是改革之初將一盒火柴的價格從兩分錢提高到三分錢都是一個政治問題。
中國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條件
中國的改革經驗使我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更深刻了。從一般意義上說，市場經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器，但必須看到，市場經濟并不是在哪個國家都靈驗。它不是孤立的起作用，也不是萬能的，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手段和工具，它需要其他條件的支撐才能發揮威力。
第一個條件就是強大的獨立主權國家或政府。對處于經濟轉型這種深刻變革中的中國，這一點尤其重要。對于政府功能，必須超越舊的無政府主義和干預的區分。政府是每個國家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它對其公民擁有其他經濟組織所沒有的強制力。由于這種強制力的存在，政府能夠以很高的自由度，推行那些影響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功能的制度。當然，政府作用好壞取決于其品性和對國情的適應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Lewis指出：“如果沒有明智政府的積極推動，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實現經濟進步……另一方面，政府給經濟生活帶來災難的例子也不勝枚舉。”人民論壇雜志社曾聯合人民網、人民論壇網等進行“你如何看待中國模式？”的專題調查，該問卷調查共有4970人參與。此外，人民論壇記者還隨機調查了192位社會人士，共計5162人。其中，“你認為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什么？”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一位的分別是：“強有力的政府主導”(2918票，占總57.46%)；“中國模式與美國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區別在哪些方面？”結果顯示，排在前一位的是：“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2525票，50.3%)。由此可見，實行政府主導下的改革是受調查者認為“中國模式”的一大特點。有專家認為，把市場經濟寫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上，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轉型，就是“中國模式”的最大特色。中國政府不是一個外來力量強加于中國的政權，而是經過半個世紀的探索最終脫穎而出的政治形態。這使它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強大的執政能力，在國家與社會力量對比格局中，政府處于絕對主導地位。尤其在改革的最關鍵階段，這個制度的創建者仍然執掌政權。這是中國和前蘇聯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政府對經濟轉型和發展具有很大的優勢：一是不受外界干擾，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二是保持政治、社會和宏觀經濟的穩定。三是動員、整合、匯聚多方面的力量，形成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四是充當了改革中利益調整的公正裁判者和執行者。五是降低改革的成本。中國的改革避免了復雜的博弈，不僅容易推行而且錯了也能迅速糾正。用“科斯定理”來解釋叫作“通過鐵腕手段極大地降低了制度變遷的成本”。六是政府能代表和維護國家利益，從而避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出現的模仿性、分裂性和依附性惡果。
另外，科學的符合國情的發展戰略也是后發追趕型現代化國家發展的必要條件。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工具，那么國家或政府就是使用工具的人，好的工具要有能掌控它的強有力的好的主人。而發展戰略是使用工具的目的、要求和方法。再好的工具也是為了發展，也要在適應和服務發展中磨合才能發揮作用。邁克爾·波特在歷經4年、對10個國家研究后完成了《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他認為：“在現代全球經濟下，繁榮是一國自己的選擇，競爭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繼的自然條件所決定。”一個國家只有準確把握本國國情和世界發展動因與趨勢，審時度勢地采取合理的發展戰略，才能揚長避短，贏得主動，提升自然稟賦，推動技術持續升級和制度不斷創新。胡鞍鋼認為“能否把握21世紀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并以此為指導制定適當的發展戰略是世界各國發展的關鍵。因此，我們說一個國家的發展中，最大的成功是發展戰略的成功，反之，最大的失敗是戰略上的失敗。”早在1987年，保羅·肯尼迪在其代表作《大國的興衰》中就指出：“中國是主要大國中最窮的一個，同時所處的戰略地位也許最不好。”但是，他又極其深刻地指出，中國領導人形成了“一個宏偉的、思想連貫和富于遠見的戰略，這方面將勝過莫斯科、華盛頓和東京，更不必說西歐了”。鄧小平同志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最偉大的設計者。在《鄧小平文選》中，大量使用了“戰略”、“發展戰略”這兩個詞匯。另外，鄧小平還使用過“根本發展戰略”這一用語，大體上就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發展中國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政策。
中國的成功在于市場經濟、政府、經濟發展戰略三方面的完善結合，中國政府有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成長。中國把著眼點放在發展上，而且制定了一個科學的發展戰略。在中國，“發展是硬道理”，發展為市場經濟的成長提出了基本要求，也就是市場經濟究竟如何構建必須以發展效果為轉移。同時，發展也為市場力量的發揮創造了條件。
實踐說明，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機械照搬西方發達國家模式，而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內生的。它開始不一定完善，卻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現實要求。市場經濟是一個很籠統抽象的概念，從歷史和現實看，它都呈現出多種形態，發展市場經濟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但對一個國家來說，自己摸索出來的、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優的。我們要破除對發達國家市場模式的盲目崇拜，敢于走出一條中國式市場化之路。中國30多年的改革使我們對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規律有了更清醒的認識，改革的條件也更寬松，因此，要從自發自動狀態進入自為自主狀態，加快改革步伐。鄧小平同志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個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創造逐步使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定型化。
（本文章摘自2015年《前線》第4期，作者：北京市社科院傳媒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