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革牽動人心，人們期待頂層設計，期待路線圖。全國政協委員、國資委原副主任黃淑和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正在研究討論國企改革方案，研究以后要報送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現在中央、國務院正在研究，有的差不多了，還有的一些正在研究當中，大家還有爭論。”黃淑和說，因為還沒有批下來，所以“誰也不好多說什么”，但“都在緊鑼密鼓地研究，抓得很緊”。

“央企領導人歡迎改革，但改革過程需要科學化，需要頂層設計。”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電集團原總經理朱永芃看來，國企自身有改革的動力，現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出時間表，改革過程中也確實曾有遲滯，但必須堅定地往前走，“不要老在爭議”。

國企改革，方案設計要跟上

對2015年國企改革有何具體期待？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厲以寧對本報記者豎起三根手指：第一，政府搞混合所有制的試點方案，可以公布出來讓大家討論。第二，在探索混合所有制的過程中，研究怎樣把職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第三，高管激勵制度可以探索。

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看來，2015年，國企改革將有重大突破。他有兩個建議：第一，要突破利益固化，不能夠就國企談國企，要跳出國企看國企，“一定要在轉型改革的大背景下看國企改革”。第二，國企改革必須堅定，不能一放了之，要總體設計，分步推進。

公開信息顯示，國企改革整體方案由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總攬，具體方案由國資委、財政部、發改委和人社部四個部門分工負責。其中，國資委負責國企的功能定位與分類改革，發改委負責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辦法，財政部負責資本經營預算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人社部則主要負責薪酬改革方案發布后的細則制定。有說法稱，具體方案兩會之后有望公布。

“如果方案設計跟不上，改革就深入不進去，可能改到一半就改不下去了。”黃淑和表示。

在他看來，國有企業改革不是單一的改革，是綜合性、配套性改革，既要搞活國有企業機制，又要從制度上進行監督。比如重大決策機制、重大風險防范機制、重大激勵約束機制等，這背后涉及政企分開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問題。

“比如，董事會是按照公司法設計的，那經理層怎么配置呢？管人的權力是放還是不放？要市場化運轉，還是有一些行政化管理？這是矛盾的。”黃淑和表示，西方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在公司里，有多大股權就法定地擁有多大權力。公司法規定，企業的股東有三項權利：第一是選拔經營管理層，也就是用人權；第二是重大決策權，因為資本是股東投資的，那就應該由股東說了算；第三是收益權。三項權力都是公司法賦予的。在國企中，如果改革沒有跟上，好多權力企業并不擁有，因此國企改革不是一兩個國有企業就能改的。

“如果政企都不分，企業怎么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呢？好多事都得這個批、那個批。”黃淑和說，現在改革最重要的步驟，就是要明確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不管是政府還是投資人，都不能干預。股東的權利，也就是籌資人的權利，必須保證到位。政府不能為單一所有制企業專門出臺政策，“政府要平等面對各種所有制企業，各種所有制企業才能夠平等競爭”。

發揮創新活力先要甩掉包袱

有人認為，國企創新動力不強，活力不夠。黃淑和不同意這個觀點。

在他看來，現在為國家“長臉”的重大項目，都是國有大型企業研制的，比如神舟號、蛟龍號、特高壓、高鐵等，這表明國企創新的能力。國資委成立時，國有資產不到8萬億元，現在達35萬億元，那時國企上繳的稅收3000多億元，現在達兩萬億元，利潤原來不到3000億元，現在已有1.2萬多億元。“這些實打實的數字，說明了成就”。

“成績要充分肯定，問題要正視。”黃淑和說，目前國企最大的問題是體制不夠活，但單一企業無法解決；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轉型升級的步伐邁得不夠快；歷史包袱還很重，背著100斤包袱的企業，跟沒有1斤包袱的企業相比，是不一樣的。“如果這些問題都能解決，國有企業同樣會充滿活力”。

朱永芃表示，國企很看重政策的穩定性、科學性。因為國企改革中，很大一部分涉及結構調整，比如裝備制造業的提升，電力結構的調整、優化，節能環保等，任務很重。這需要國家從產業、經濟、財務政策方面，給一個穩定的、長期的環境，由此調動企業內生的積極性。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則表示，中國移動在2012年就成立了改革領導小組，每年都有十幾項改革課題在推進。他建議，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國家應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國企內部要加大改革力度，摒棄“大鍋飯式的、干好干壞一個樣”的模式。“改革不僅是改治理結構，還包括機制和體制問題，國企作為共和國的脊梁和長子，這個問題一定要考慮好”。

“國資的定位要定好。”黃淑和認為，未來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全部放開，政府負責監管到位，籌資人的監管職責要履行到位。各方按照法定的權限來行使職權，企業才不會失控，又能充滿活力。

（本文章摘自3月15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