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確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當然，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全會決定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全會決定對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優化政府組織結構進行了部署，強調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與中外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有本質差別。詳細分析有以下五點。
第一，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張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唯市場化，否定必要的政府干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應在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應有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國家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觀臆斷市場能夠自發地完成一切資源的合理配置，當出現供求不平衡時，市場的自發力量就能很快使供求趨于平衡，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不能起到預想的效果，只能使經濟變得更糟糕。這種“市場決定性作用論”通過否定總需求不足，不會出現長期的就業不足，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之間不存在替代關系，理性預期使得宏觀調控政策失效等方式來否定政府干預經濟的合理性。這種“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認為政府的宏觀調控并不能起到平滑經濟波動的效果，相反，正是因為政府頻繁干預經濟，影響了經濟自身的調節功能，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使得宏觀經濟波動更為劇烈。各國和全球經濟實踐表明，宏觀經濟運行并不是像新自由主義認為的那樣，是無摩擦、無成本和參與主體完全理性或者具有理性預期的，而是具有較高的成本并且充斥著大量的非理性行為。所以，迄今為止凡是采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產生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的。正如“首屆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獲得者劉國光所說的，“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事后性等特點，它對于保證經濟總量平衡，防止經濟劇烈波動，對于合理調整重大經濟結構，對于防止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以及對于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等等，所有這些，市場調節或者是勉為其難的，或者是無能為力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首先要求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強調國家宏觀調控和微觀規制并存。“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大國，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宏觀調控中運用計劃手段，指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之間的關系是，“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配置資源的兩種手段，是相輔相成的，即國家宏觀調控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之上，而市場則在國家宏觀調控之下運行”。例如：雖然市場可以通過經濟主體的自利行為達到資源一定程度的優化配置，但是有時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并不是全社會福利最大化要求的結果，因為企業和市場可能只著眼于當前和本位的經濟效益，而缺乏對長期和全局的綜合經濟社會利益的謀劃和行為；單純依賴市場配置，便會出現凱因斯所指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就業不充分的嚴重狀態；市場經濟自身缺乏穩定性，不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要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或決定性作用，就需要克服市場自身具有的盲目性；社會所有制結構以及由此決定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需要國家來適度調節，因為財富和收入分配調整是國家調節的重要目標之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張微觀調節或微觀規制，不是采取計劃經濟體制中的的微觀管制，而是為了保證市場健康發展，保證微觀經濟主體能夠采取符合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和符合全社會福利的經濟行為。國家的宏觀調控不能取代微觀規制，因為宏觀調控“不是為了解決微觀層次上的市場失靈問題，而是為了解決宏觀層次上的市場不穩定性問題，……至于微觀層次上的市場失靈，則要求政府采取相應的微觀經濟政策”。微觀規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單純依賴于宏觀經濟調控，能夠起到指揮市場配置資源方向的作用，但是在某些領域并不能保證市場更為合理的配置；為了鼓勵或限制某些經濟行為或者引導資源配置需要微觀規制，某些戰略性領域，目前投入不會產生經濟效益，但能夠提升我國相關產業的未來競爭力，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或者產業安全，如對某些金融行業的微觀管制等等；為了保證市場經濟主體地位相對平等，如對某些壟斷行業和外部性較強的行業實行的微觀管制，對勞動者基本權益保護包括，基本生產條件、基本社會保障待遇、最低工資和維護勞動者集體談判的權利等等。
第二，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張一切資源的長短期配置均由市場決定，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應限于一般物質資源和部分服務資源的短期配置為主，而非指地下資源等重要物質資源配置和許多一般資源的長期配置。
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是通過市場主體的自利行為，即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完成的，這容易導致市場主體著眼于短期利益和自身利益，不易將長期利益和公共利益納入決策考慮因素之中，因而不宜把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范圍無限化。譬如，“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某些高新技術領域，由于研發成功的不確定性、未來市場的不確定性，以及投資的長期性，會出現資源配置不足的情況；在國防、金融和信息安全等領域，如果單獨依賴市場，也會出現各種資源配置不足的情況；由于市場的趨利性會導致某些違反法律、法規和具有負外部性的領域出現過度配置資源的情況。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單純強調依賴市場調節，是不利于各種資源的高效配置效應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指出：只有“除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外”，才能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即通常說的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尤其是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與世界發達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要盡快走完資本主義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必須積極發揮國家的作用。在一些具有戰略重要性，但短期內并不帶來經濟價值和對國家經濟、社會安全起到關鍵作用的領域優先配置資源。對我國長期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發揮關鍵性作用的石油、煤炭和礦產等地下資源和土地資源，也需要國家戰略角度進行整體、統一的規劃和調控。我國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同時也是發展中國家，要想保持經濟數十年的持續快速發展，要實現跨越式發展目標，國家必須要在某些高新技術領域進行提前投資，投資的高風險性、收益的長期性導致只能由國家來承擔。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也需要基礎設施投入先行，并且要保證基礎設施公益性的特點，也只能采取主要依賴于國家投入的方式。誠然，在國家調節的同時，不僅要充分發揮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的重要作用，而且要發揮市場在宏觀經濟領域的必要作用，因為宏觀經濟領域也不只是單純的國家調節。
第三，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張市場在文化、教育、醫療等某些非物質資源配置領域也起決定作用，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只主張需要引進適合這些領域的市場機制，而非大都由市場決定。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要求政府只承擔“守夜人”的職能，對于眾多關乎社會發展、人民福利的文化、教育、醫療領域，也要堅持主要依賴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如果上述三個方面主要依賴于市場來配置資源，便不會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也會引發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如果完全依賴于市場配置資源，文化領域就會被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唯利是圖和低級趣味等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所占領；如果完全依賴于市場配置資源，教育領域就會成為只有富人階層和權力階層的子女才能享受到的特權，普通百姓的子女將很難有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將會加劇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并且如果完全依賴于市場配置教育資源，也會導致全社會教育資源供給不足；如果完全依賴市場配置醫療資源，必然只會配置給富人階層和權力階層，普通民眾將很難負擔高昂的醫療費用，會被排斥在享受合理的醫療衛生服務之外。
文化、教育、醫療等領域不能完全依賴于市場配置資源或市場決定的方式，而只能引進適合本領域的市場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文化領域要實行國家引導下的市場取向的改革，要保證文化領域中主旋律是宣傳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抵制各種不良文化思想的腐蝕，同時也要對廣大人民群眾喜愛的文藝產品，采取市場化的運營方式，以便獲得合理的經濟效益。正如《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所明確指出的：文化領域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持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有機統一，遵循文化發展規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加強文化法制建設，一手抓繁榮、一手抓管理，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教育資源配置應當引入市場機制，但要堅持國家主導、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則。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指出：“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堅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建成覆蓋城鄉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縮小區域差距。努力辦好每一所學校，教好每一個學生，不讓一個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而失學”。《綱要》中進一步指出：“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健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辦學主體多元、辦學形式多樣、充滿生機活力的辦學體制，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全社會積極參與、公辦教育和民辦教育共同發展的格局”。
醫療領域資源配置也應當主要以政府支出和公益性為主，要堅持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的核心理念。建立公平合理，覆蓋全民的公共性、公益性醫療體系，是關系到我國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醫療領域并不是要排斥市場，而是要引入適合本行業和本領域的市場機制。如醫藥、醫療器械領域，在加強國家監管條件下，可以讓市場承擔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而在醫療服務領域則需要適當引入市場機制，作為公立醫院和公益性醫院的合理補充。雖然目前我國作為醫療主體的公立醫院還存在著逐利性的特征，但是醫療服務領域如果完全由市場來配置資源，就會加劇醫療服務的嚴重不均等。由于醫療行業中醫生和醫院具有更強的信息優勢，如果主要依賴于市場配置資源，將會導致誘導性醫療服務的過度使用和醫療服務不足情況并存。《“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中明確指出：“堅持公立醫院公益性質，……逐步建立維護公益性、調動積極性、保障可持續的公立醫院運行新機制”，并且指出要引入市場機制，鼓勵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醫療服務的建設之中。
第四，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與私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相聯系，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與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相聯系，并體現在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體系和市場活動之中。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不認可公有制存在的合理性，政府原則上不能以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身份來參與經濟活動，政府的職能僅限于維持經濟運行的最低規模。該理論以公有制存在著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和內部人控制等為借口，認為公有制不能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主體所有制形式。新自由主義不僅認為競爭性領域不能采取公有制，就是在存在嚴重壟斷、外部性、信息不對稱和提供公共產品的領域，甚至在國防等領域，也不能實行公有制。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沒有認識到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也沒有認識到公有制作為國家調節經濟的重要經濟基礎的重要性，其對待公有制的觀點不僅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實際，更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對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十分強調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在質上和量上占優勢的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其本質特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中，對公有制有特殊的要求。“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國有經濟的作用不是像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那樣，主要從事私有企業不愿意經營的部門，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而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明確指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公有制是國家引導，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如果公有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再具有主體地位，那么國家調控能力和效果便會大大削弱，便會嚴重影響到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實施，便會使國家缺乏保證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因此，當前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須強調主要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第五，新自由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主張財富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全由市場決定，再分配的力度越小越好，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決定性作用論”強調財富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場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國家作用大些。
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決定性作用論”認為，完全依賴于市場進行的財富和收入分配是最符合經濟效率和人的自私本性要求的，也是最為公平、最為符合經濟主體利益的分配方式。通過市場競爭，資本、土地和勞動者分別獲得利潤、地租和工資，分配的多寡取決于所謂的各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或邊際產品價值。如果國家介入到市場分配中，即一次分配之中，就會導致要素價格扭曲，直接破壞市場配置資源的效果。該理論認為，由于存在著失業救濟和各種補助，使得工人工作的動力下降，致使勞動供給不足、勞動成本上升，政府旨在增加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措施，只會起到降低全社會生產能力的作用。因此，中外新自由主義者反對最低工資法、勞動合同法、較高收入累進稅和移民稅，反對不斷提高勞動報酬和縮短勞動時間，只主張重點減少私有企業的稅收、越低越好的收入累進稅和無利息的銀行存款政策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決定作用論”強調，在廣義的財富和收入分配領域，市場和國家都應當發揮積極作用，在財富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場發揮主要作用，再分配中國家發揮主要作用。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機制之一是通過分配收益的方式完成的，要保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首先就要保證市場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中發揮一定的決定性作用，但是，這不等于國家不參與到市場的初次分配之中。市場決定的收入分配結果是否合理和有效率的前提條件，是各要素所有者處于大致對等的市場地位，但與私人資本所有者相比，勞動者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因而需要國家主導下的多方協調制度來確保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和提高勞動者的市場談判地位，尤其是要通過國家立法來實行職工收入與企業高管、勞動生產率、利潤率和當地物價房價的變動掛鉤，即“同步四掛鉤”。在某些領域如壟斷領域、嚴重信息不對稱領域、生產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領域，需要國家介入調整各要素的總收入和內部份額。在再分配中，國家通過收入稅、財產稅和社會繳款的方式參與社會初次分配獲得的收入，再將此部分收入以社會福利和轉移支付的方式支付給需要救助的群體。在市場調節和國家調節的多層次多種類雙重調節下，我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按資分配為輔體的多要素分配結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制度，能夠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更高的公平與更高的效率。
（本文章摘自2014年第9期《馬克思主義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