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學界流行市場手段具有消除腐敗功效的觀點。只要某一領域出現嚴重的腐敗現象，一些人往往不假思索地、習慣性地開出“市場化消除腐敗”的藥方，似乎只要在這一領域堅持市場化改革，就能消除此領域的腐敗或者在相當短的時間內遏制腐敗蔓延的勢頭。
但問題在于，市場與腐敗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市場真有消除腐敗的神效？如果按照一些學者專家的看法，市場具有消除腐敗的神奇功能，只要引進市場手段，就一定能夠消除腐敗，那么，必然帶來若干繞不過去的問題需要回答。
一
既然市場手段能夠消除腐敗，隨著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中國改革進程的逐步深入，我國的腐敗頻度應該逐步降低，問題在于，我國的腐敗頻度事實上是逐漸降低還是逐漸升高？
人們驚訝地發現，我國的腐敗頻度并沒有像一些學者許諾的那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降低，反而長期居高不下，日益引發社會的不滿，成為中國百姓高度關注的現象，成為每年的“兩會”期間代表們熱議的話題。中央高層對當前腐敗形勢的判斷是“兩個依然”，即“滋生腐敗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復雜”，一些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影響惡劣、亟待解決，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必須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能否戰勝腐敗，已成為決定黨的生死存亡的一場嚴峻的政治斗爭。人們有理由懷疑：市場經濟是否真像某些學者吹噓的那樣具有消除腐敗的神效？
二
針對此種尷尬境況，市場治腐論者又及時地拋出一個論點：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我國的腐敗頻度之所以沒有降低反而升高，是因為市場經濟發育不徹底造成的。只要建立了徹底的市場經濟體制，腐敗就會減少乃至消除。
既然中國現有的腐敗是因為市場發育不成熟造成的，那么，世界上那些建立成熟的市場經濟數百年、市場規則已經相當發達的國家，是否已經消除了腐敗？那些市場經濟體制最發達的國家，是否消除了腐敗？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腐敗是世界性難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被腐敗所困擾，無論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還是市場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在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包括市場經濟發達的歐美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敢于向世界人民宣稱：在他的領導下，他的國家已經實現了政治清明，消除了腐敗現象，建立了廉政的千年王國。當今世界政壇，市場經濟成熟的歐美國家依然腐敗丑聞不斷，涉及總統、議長、州長、議員以及商界領袖、公司高管。市場經濟發達的某些西方國家的政治競選制度本身就是權錢交易，競選中的政治獻金以及選戰勝利后的投桃報李行為，屬于國家整體的制度性腐敗。如果連世界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都無法消除或者遏制腐敗，那么，市場消除腐敗論者怎么能夠信誓旦旦保證中國未來依靠發達的市場手段就能夠消除腐敗？
國際透明組織曾經宣稱新加坡是亞洲最廉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廉潔度名列前茅的國家。但是，仔細研究新加坡公務員的薪金水平，可以發現，部長總理等高級公務員的年薪金達到幾百萬乃至千萬元人民幣的額度。如果有人認為新加坡是廉潔政府，那么，我們可以肯定，新加坡并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構建的廉價政府。新加坡的做法肯定無法為中國所效法，因為高薪養廉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符合無產階級政黨不謀取個人私利的價值追求，不符合我國還有相當大比例貧困人口的國情。既然廉潔度相當高的新加坡的廉政讓人產生疑竇，那么，廉潔程度尚不如新加坡的其他市場發達的國家的廉政神話傳說，更不足以證明市場手段消除腐敗的功效了。既然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沒有能夠消除腐敗，憑什么讓我們相信市場是消除腐敗的靈丹妙藥？相對于其他一些國家，新加坡比較廉潔，但新加坡的廉潔，不是如市場消除腐敗論所說的那樣，是淡化政府管制的實行“小政府”管理社會的結果，相反，新加坡是世界上著名的“強政府”的國家。
三
市場消除腐敗論者有一個重要論點：腐敗源于計劃或權力對市場的管制，消除腐敗，就要使政府管制和權力退出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
如果此論是針對過度集中的權力與過度的計劃管制，也許還有幾分道理。但是，如果認為取消了權力管控就可以消除腐敗，那簡直是荒唐且荒誕。此時消滅的不僅是腐敗，而是取消了維持國家和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條件。恩格斯早就對那種否定社會權威的觀點進行過深刻的批判：“把權威原則說成是絕對壞的東西，而把自治原則說成是絕對好的東西，這是荒謬的。權威與自治是相對的東西，它們的應用范圍是隨著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頁）阿克頓爵士認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在市場消除腐敗論者那里相當流行，但阿克頓沒有講清楚是什么性質的權力會導致腐敗。為人民服務的權力并不會導致腐敗。新中國歷史表明，實施計劃管制的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并不是腐敗極其嚴重的時代。鄧小平認為：“五十年代，廣大黨員和人民講理想，講紀律，講為人民服務，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這樣的社會風氣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嗎？”（《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頁）他曾對外賓說：“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尚是好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頁）江澤民說：“建國以后，我們黨在掃除舊社會的污泥濁水、保持黨和國家機關清正廉潔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他還說：“不少同志很留戀建國初期以至革命戰爭年代的生活，留戀那個時候同志之間的關系和艱苦樸素的作風”。（同上，第234頁）如果計劃管制是出現腐敗現象的原因，那么，擁有計劃管制能力的一大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什么并沒有因為權力集中而腐敗，反而成為廉潔的楷模，以至于讓現在的一些老干部老黨員依然懷念不已？
四
有學者強烈地堅持市場具有消除腐敗的功能，聲稱腐敗源于計劃經濟的權力管制，與市場沒有半分錢的關系。其實，市場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治理腐敗的功能，也有導致腐敗的功能。這是因為：
第一，建構市場體制的過程極容易產生腐敗。市場機制的引入，打破了原有的社會和國家控制體系，原有的社會和國家控制的背景、運轉方式、控制方向等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家動員的手段由過去的政治動員為主轉變為經濟動員為主。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在市場經濟時代變得尤為重要，規范的法律、具體的經濟手段是市場主體連接起來的重要工具。但是，客觀上，社會管理水平和司法隊伍的總體水平難以一下子達到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由于配套改革措施滯后，法制和監督制約機制的建立健全滯后，出現政策空擋和監督空擋；加之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的不平衡性造成的時間差、空間差和物價差等構成的制度縫隙，使得腐敗滋生有了廣闊的空間。
第二，市場的交換法則泛化到政治生活中，直接引發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市場經濟交換法則容易滲透到政治生活中，在官商交往中容易產生政商勾結的權錢交易。黨和政府的官員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為地方發展保駕護航，那么，獲益的地方經濟人士按照一般人禮尚往來的傳統，表示對政府官員的感謝，有意無意間完成了權錢交易的整個過程。
第三，市場中產生的利益價值觀念，解構了傳統的利益觀念和利益結構，為腐敗的產生準備了思想觀念基礎。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利潤原則、利益法則，導致社會大眾的利益多元化，原來壓抑、控制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力量變得松弛，原來不被社會大眾接受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獲取到一定的傳播空間，理論界甚至有人論證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個人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合理性。在市場經濟利益觀念的熏陶下，一大批人變成了自私自利的“經濟人”，他們的意識與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主流價值觀相背離。這一切的變化，為出現權力腐敗乃至社會性腐敗準備了思想觀念條件。
第四，市場經濟時代的資金轉化為資本，導致腐敗頻度升高。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腐敗分子所貪占的財物，因為沒有投資場所而轉化為生活消費的資金。人的吃喝住行等基本消費金額具有有限性，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貪腐的財物數量的無限性，除非極個別貪腐者呈現極度膨脹的病態貪欲。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由于有了大量的投資場所，貪腐資金一旦引入投資市場，立即轉化為具有強烈擴張增值循環沖動的資本，資本要求的錢財金額是無窮無盡的，資金的資本化，決定了將消費資金轉化為投資資本的錢物將是無窮無盡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前貪腐案值動輒幾千萬乃至上億的原因。
第五，市場化改革有助于轉移腐敗，而不能夠消除腐敗。市場手段有助于改變權力管制時代的“跑部錢進”局面，減掉了“部”的權力腐敗的可能性，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運轉需要的權力，并沒有減少，只是由上到下、由點到面、由體制內到體制外地彌散到社會的其他部門及其他角落，僅僅改變了腐敗發生的地點、區域和范圍，而沒有根本消除腐敗。相當多的人們接受市場消除腐敗論，將政府管理社會的職能下放給事務所之類的社會中介組織，這僅僅是將政府里可能發生的腐敗轉移到社會中介組織，導致社會中介組織的腐敗，而沒有真正消除腐敗。例如，按照市場化要求，將教育部或教育局等教育管理部門的高考招生權下放到招生單位，依然難以避免招生腐敗，而僅僅是將腐敗由教育管理部門轉移到招生單位而已。
第六，市場的國際化導致腐敗國際化。我國當前的腐敗，有的屬于本土自發型的，有的屬于國際輸入型的。跨國公司行賄我國官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了。雇傭我國高級領導干部的子女親屬到公司工作，其用意是謀取權錢交易的方便條件。市場帶來的國際化腐敗，使當今中國腐敗呈現新的特點，為貪腐分子潛逃、洗黑錢、資金轉移打開方便之門。
市場與腐敗的關系，絕對不像市場消除腐敗論者想象的那么簡單。毋庸置疑，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使得權力干預社會經濟的范圍受到限制，市場對因為權力干預市場而導致的腐敗，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但是，不可夸大市場消除腐敗的功能，依靠市場手段消除腐敗僅僅是一個神話。引發腐敗的原因是復雜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權力管制。計劃和市場手段是經濟運行的范疇，都不是腐敗產生的本質原因。如果刻意地說計劃經濟或權力管制可以造成腐敗，那么，還應該指出市場機制同樣可以造成腐敗。腐敗頻度的高低與遏制腐敗的強度有關，消除腐敗的手段是復雜多樣的，不能簡單地迷信市場消除腐敗的功能。
長期以來，一些人為了捍衛市場經濟而夸大市場手段治理腐敗的功能，否認或者掩蓋市場導致腐敗的功能。其實，承認市場經濟具有導致腐敗的功能，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矛盾。承認市場經濟導致腐敗，并不等于取消市場經濟。我們承認獲取執政地位使得中國共產黨面臨執政或長期執政的考驗，并不會由此放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我們承認改革開放是黨建面臨的考驗，并不會由此放棄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同理，承認市場手段有導致腐敗的功能，并不是不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而是在承認市場經濟將給黨的建設帶來嚴重考驗的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積極迎接挑戰，應對腐敗，戰勝腐敗，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駕護航。那種夸大市場經濟治理腐敗的功能，盲目迷信市場經濟是消除腐敗的靈丹妙藥的做法，恰恰不利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本文章摘自2014年第17期《紅旗文稿》，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