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規模以上的國有工業企業產值比重從1978年的78%，下降到目前的27%左右。是否真的像某些機構和學者鼓吹的那樣，這個比重仍然太高，需要通過民營化、私有化，促進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到所謂的世界通行的10%左右？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文簡稱《決定》）對國有經濟改革的論述是前所未有的濃墨重彩，其中點睛之筆是推動國有資產的資本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這顯然不是要削弱社會主義因素，而要通過駕馭資本的力量做大做強社會主義因素。
從資產向資本的戰略轉移就如同當年毛澤東同志提出運動戰好于陣地戰，不是著眼于一城一地的攻防得失，而是有進有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戰略方向穩定的同時，戰術機動靈活，在流動的戰斗中不斷壯大軍事實力，從而把中華大地上的國有經濟大文章寫得更加生龍活虎，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一、撒切爾夫人預言的破產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隨著計劃經濟全球范圍的解體，中國的經濟體制也開啟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歷程，國有經濟面臨著向何處去的問題。1991年，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時曾經預言：“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可能兼容，社會主義不可能搞市場經濟，要搞市場經濟就必須實行資本主義，實行私有化。”（轉引自任仲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變中國命運》，人民日報，2012年7月12日）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的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上世紀80年代推進的是以放權讓利為特征的改革，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實行以承包制為主體的多種經營方式，提高了國有企業經營的自主權，增強了國有經濟的活力。90年代以來，主要推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要求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黨的十五大以來，進一步推進“抓大放小”的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黨的十六大作出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重大決定，并強調要加強國有資產監管。
國有企業經歷了痛苦的改革和轉型過程，實現了先衰弱而后重新崛起的過程，使得國有資產總量大幅度增加，國有資本布局和結構不斷優化，國有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發展質量大幅度提升，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1997年的12.5萬億元提高到2013年的104.1萬億元。國有企業成為中國世界性企業的主力軍，到2013年，已有92家中國大陸企業進入世界500強，居世界第二位，其中國有企業共有83家，比2000年增加了74家。
中國的貢獻在于突破了公有產權和市場經濟不能融合的神話，在發展市場經濟的同時，不但沒有摧毀公有經濟，反而做大做強了公有經濟，從而打破了撒切爾夫人的預言。
二、國有經濟要成為維護全民利益、國家安全的基石
如何做好國有資本這篇大文章？核心是按照資本運營的規則來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駕馭并利用好資本。要形成國有經濟的合理布局，進一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擴大國有資本對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從而使得國有經濟真正成為維護全民利益、維護國家安全的經濟基礎。
一是國有經濟有退有進，形成新的國有資本戰略布局。目前，國有企業仍然面臨諸多問題，企業競爭力有待提高，國有資產布局不合理。2001-2010年，全國國有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平均為5.4%。2010年國資委統計的12.4萬戶國有企業中虧損企業約占35%。2010年仍有70%的國有企業分布在一般生產加工、商貿服務和其他加工行業。通過國有資產的資本化，就使得國有資產具有流動性，從一般性和虧損的行業退出，而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進入關系國家利益的薄弱環節。主要從兩個方面加大國有資本的布局：一是增強國有經濟在保障國家安全的主力軍作用，包括傳統的國防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信息安全、經濟安全）。二是增強國有經濟在公共服務的主力軍作用，服務于節能減排、生態建設、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目標的實現。到2020年基本形成國有資本分布要形成國家戰略性行業與一般性行業合理分布的格局，總體上要從目前的三七開變為七三開。
二是設立非盈利性基金會，加大國有資本對于非經濟領域的控制力、影響力。目前的國有經濟對于國家的戰略支撐主要局限于經濟領域，實現從資產向資本的戰略轉移之后，就有可能擴展到非經濟領域。特別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提升國家軟實力已經成為突出挑戰。形形色色的輿論背后，都有特定傾向的資本力量在操縱。可以投放國有資本設立具有國家戰略支撐屬性的非盈利性基金會，通過資助國內與國外的學術研究、非政府組織活動、新聞媒體報道等活動，促進與我國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建設和國家軟實力建設。
三是擴大國有資本對于信息產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隨著新媒體、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信息產業實際上已經成為關系國家信息安全、意識形態建設的命脈產業，國有經濟需要通過資本化運作提高信息產業的控制力和影響力，特別是對于互聯網的門戶網站、移動互聯的社交媒體的控制力和影響力。
四是促進國有資本和非公經濟的融合，放大國有經濟的引領功能。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以及發展公有經濟和非公有經濟的聯營、協助和一體化運營，放大國有資本的引領功能。通過國有資本的投資撬動全社會會的投資，放大國有經濟在新興戰略行業、經濟轉型升級等方面的戰略引領功能。特別是國有經濟已經是中國全球經濟競爭力的骨干力量，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的主力軍，國有經濟和非公經濟的相互融合和相互協助，將促進中國企業的進一步集體崛起。
五是夯實國有經濟的國家治理能力的支撐功能。在中國強大的國家目標實現能力、強大的危機應對能力背后，是有一支可以指揮調動的經濟部隊，這就是國有企業。新一輪的國有經濟改革不能沖淡而應當進一步夯實國家對于國有經濟的控制能力。這就要求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企業要實行國有獨資，對于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要實行國有絕對控股，支柱性產業采用國有相對控股；對于關系重要國家戰略目標實現，引入非公有資本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雖然國有股份不控股，但是作為企業的創立者必須持有黃金股權（黃金股權是指股權擁有者不但享有普通股份的權益，同時對于任何改變公司憲章的行為具有否決權），它對于公司改變根本性質的決策具有否決權。
三、國有經濟要成為中國穩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基石
習近平同志指出：“蛋糕”不斷做大了，同時還要把“蛋糕”分好。國有經濟還是中國穩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經濟基礎。在一個資本占據主導地位的社會里，貧富差距不斷趨于拉大就如同物體在地心引力作用下不斷趨于下墜一樣。政府二次分配之手是無法遏制這一趨勢的，根本之道，就是在生產資料占有上做大公有經濟的比重，使得全體人民成為最大“資本家”。
首先，國有企業利潤要實現全民共享。2013年我國的國有企業利潤總額達到2.6萬億元，大體是財政收入的1/5，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蛋糕”，但是目前全民由此獲得的利益有限。2007年財政部和國資委就發文規定：國有企業上繳比例資源類應達到10%，一般競爭性達到5%。根據國務院國資委和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3年央企實現利潤總額1.3萬億元，中央國有資本經營總收入為1130.22億元，央企上繳紅利占其利潤總額比例為8.7%；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支出978.19億元，其中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65億元，占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5.8%，僅占央企利潤總額0.5%。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到2020年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預計如果國有企業改革順利推進，到2020年國有企業利潤在3.5萬億元以上，上繳的利潤將達到1萬億元。到那時，我國的人口數為14.1億人左右，攤到每人每年間接分享的紅利為750元，但是由于是由政府統籌分配應用于民生，低收入群體實際收益要大的多。下一步可以參考崔之元提出的將上繳利潤建立永久信托基金，并將基金收益進行全民分紅，從而使得全民收益更加摸得著、看得見（崔之元：《市場經濟中的公有資產與全民分紅》，《商務周刊》，2006年9月5日）
其次，國有經濟成為中國人民社會保障資金的重要來源。2013年，我國以五項社會保險為主的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為3.5萬億元，到2015年估計會達到5萬億元，社會保險資金重安全，只能用于存銀行、買國債。同時，我國于2000年成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可以進入資本市場投資，目前資金總規模達到1.1萬億，累計收益3493億元，年均投資收益率為8.3%。《決定》提出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根據戴相龍的估算，到2011年底，國有經濟金融資產達到17萬億元，如果劃轉比例能夠達到30%，就會達到5萬億元，這就會使得國有經濟為中國彌補養老金缺口，為解決我國未來14億人口的社會保障問題，特別是養老問題做出最大的貢獻。從更深遠的意義來說，還將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的一個重要渠道。
第三，鼓勵員工持股，也是推進共同富裕，縮小勞資差距的重要途徑。《決定》指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讓員工成為所有者，實際上是在新時代強化工人企業主人翁地位和打破勞資對立關系，“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的一條重要渠道，它也將成為推進企業經濟民主的重要經濟基礎。
總之，國有資產向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轉移，為我國國有經濟做大做強，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創造了新的戰略支點。這就需要我們解放思想，勇于譜寫國有經濟改革的新篇章，開拓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境界。國有經濟將成為我國維護國家利益和穩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基石。未來的中國不但將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同時也是共同富裕的經濟體，從這個意義上說，確實是“中國的奮斗就是世界的奮斗，中國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
（本文章摘自2014年《紅旗文稿》第15期，作者單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