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時代，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蓬勃發展，中國必須適應這一變革趨勢，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最大限度地形成改革合力，釋放改革的制度紅利。
一、緊緊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加快推進經濟變革
目前，世界正在醞釀一場新的科技革命。以信息技術（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必然引起全球產業、經濟和社會的廣泛變革。我國必須加快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優化升級，搶占未來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發展的制高點。
一是以加快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發展推動產業變革。互聯網和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不僅對傳統商業模式造成巨大沖擊，而且對工業制造業、金融服務業等也帶來深刻影響，將從根本上形成一場商業革命和產業革命。阿里巴巴、小米手機、支付寶和余額寶的發展，就是其典型代表。政府面對這場變革應持的基本態度是：允許探索，鼓勵創新，適時制定鼓勵其健康發展的監管制度。政府的職責在于：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建立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要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新的產業革命，推動工業制造業、商業服務業加快轉型升級。政府應該鼓勵和支持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并制定切實可行的制度規范，以推動整個金融業的轉型升級，加快推動金融業信息化。
二是制定實施國家大數據發展戰略。云計算和大數據正在帶來產業的巨大變革，其顛覆性技術突破會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我們必須未雨綢繆，提前布局，在實施“寬帶中國”戰略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實施國家大數據發展戰略，推動以信息化為核心的產業革命，加快推動電子商務、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發展。
二、以簡政放權為核心，進一步理清政府與市場、企業、社會的關系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簡政放權就是其中的“牛鼻子”。去年以來，國務院把簡政放權作為“先手棋”、“當頭炮”，各部門和地方緊跟節拍，提出了削減審批事項的目標。通過簡政放權，還權于市場，實現更高效、更公平地配置資源，激發了市場活力，并有效壓縮了權力的尋租空間。但在實際操作中，還存在“放權走樣”現象。有些審批項目搞“打包”變通，名義上減少了數量，但實際上審批事項并沒有縮減。有些對原有的審批事項采取備案，表面上取消了審批，實際上實行事前備案，甚至叫服務事項，名稱改了，操作中的程序和要求卻沒有變，并未還權于市場，還有的審批事項實行并聯審批，僅在某個環節下放，實際操作仍未下放。同時，隨著中央審批權力的下放，地方政府成為新的“審批中心”，但還存在著銜接不夠，缺乏相應的能力保證和審批規范流程，造成服務水平不高，出現“中梗阻”現象。政府在市場監管、完善服務等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是要堅持市場優先和社會發展原則。特別在投資領域、社會事業領域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領域，應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對現有的管理職能和審批事項逐一進行審查、評估，對凡是能夠由市場有效調節的，行業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設定行政審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審批或前置備案。凡可直接放給企業、社會和市場的，就直接放手，不再轉移給地方政府。對審查評議的依據、過程和結果，要向社會公開，聽取公眾意見，接受公眾監督。
二是要堅持法定依據和清單管理原則。對審批事項要推行清單管理，清單要公開并便于查詢、監督，清單以外的不得設立。行政機關的任何審批事項都要于法有據，對其合法性、必要性、合理性進行嚴格程序審查，必要的要征求公眾意見。對確需審批的事項，要規范審批程序，公開審批內容，改善審批服務，取消不合理的各種附加條件；建立統一入口制、網上預審制、流程跟蹤制、限時辦結制、辦理反饋制等審批機制，切實提高審批效率。
三是要堅持放管結合和事權劃分的原則。既要把該放的放下去，也要把該管的管起來。政府有關職能部門的職責要將工作的重點從批項目、批資金、批額度，轉移到制定政策、規劃、標準及監管質量和安全、提供良好服務上來,推進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審批轉為注重事中、事后監管。應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中央政府重點加強對經濟社會事務宏觀管理，把更多精力轉到制定戰略規劃、政策法規和標準規范上；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直接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具體管理服務事項，應更多地交給地方政府。
四是要堅持頂層設計和簡政放權同步進行的原則。無論是簡政還是放權，都是一場政府的自我革命。必須自上而下、高屋建瓴進行源頭性、全局性、治本性的總體改革規劃，突出頂層設計。注重簡政與放權同步規劃，權力一旦還給了市場和社會，相應地就要進一步優化政府部門職能配置，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確需多個部門管理的，要明確牽頭部門，實行一個部門對外服務，將協調配合的協商和組織工作留在政府內部解決，防止多重審批和各部門推諉扯皮。
三、以財稅體制改革為重點，優化發展制度環境
現行的財稅制度是上世紀90年代初建立的，存在諸多與資源配置與經濟活動效率不相容的方面。近些年來，政府的直接投資造成了大量不透明的地方債務、低效益的項目投資和部分產能過剩。
一是要厘清政府資金的使用邊界，優化資金支持結構。哪些事情是需要財政資金進行扶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要進行認真分析和論證，明確財政資金的使用邊界。對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政府的扶持反而可能擾亂公平競爭的環境，扭曲市場的正常信號，擠出市場投資。要真正把有限的錢用在刀刃上，大幅減少財政資金直接投資和直接給予企業的補貼，改變單純由部門評估資金使用的狀況，建立起一套科學的獨立評估機制，提高社會公眾的參與水平。要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的分配關系，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適當開拓地方稅源，允許地方政府在符合條件的前提下發行市政建設債等。
二是完善結構性減稅體系。繼續擴大 “營改增”試點的地區范圍與行業門類，適時降低增值稅適用稅率。推動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改革，盡快實現綜合匯算清繳和綜合稅率計征；逐步推行消費稅減稅改革，縮小征收范圍，降低適用稅率。研究進一步加大針對中小微企業的稅收政策扶持力度，擴大政策覆蓋面，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征點，并將起征點調整為免征額；可考慮允許勞動密集型企業將部分人工成本抵扣增值稅，研究針對企業技術創新、轉型升級的稅收優惠政策，提高企業所得稅的教育培訓支出的稅前扣除標準等。
三是加快“費改稅”改革。對涉企收費推行清單管理制度，增加涉企收費項目和標準的透明度，明確清單之外的一律不得實行。全面深化涉企收費制度改革，繼續清理取消一批不合理的收費項目。加快用稅收取代具有稅收特征的收費制度，推進政府財政收入法制化，不斷壓減涉企收費項目數量，提高稅收占比。
四、以大力發展民營中小金融機構為突破口，深化金融體系改革
金融業說到底是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目前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情況下更加明顯；銀行業與制造業的“利潤鴻溝”持續擴大。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普遍高，進一步擠壓了企業利潤。單純依靠大型金融機構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難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應順應市場規律，通過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來解決問題。
一是發展中國式普惠金融。要借鑒國外社區銀行發展的成功經驗，引導現有民間金融組織逐步演化成規范化運作的區域性民營中小銀行，支持其依托自身優勢服務中小企業、服務“三農”、服務社區的市場定位，并以零售金融為主進行服務模式創新。逐步構建起一個“正三角形”的金融體系，既有國際競爭力的大銀行，也有一些中型的商業銀行，還有數量眾多的專業化中小微金融機構，實現普惠金融。
二是要降低銀行業準入門檻，加快民營銀行發展。尤其是盡快放開中小型銀行的市場準入，允許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依法設立銀行。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切實轉變銀行的經營理念和風險偏好，促進金融資源向實業傾斜。適當放寬村鎮銀行中法人銀行最低出資比例，增加民營資本持股比例。加強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協調配合，合理設置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參數。同時，探索新條件下的金融監管模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三是加快征信體系建設。完善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深度整合各部門、各地區已有的企業信息以及支付交易、企業之間的數據，建立基本信用數據庫，利用大數據、數據挖掘等技術加強對企業信用的分析能力，并供金融機構使用，同時促進各類征信機構的發展。
五、發展各種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發展混合所有制，可以借助民營資本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同時放寬民營資本市場準入。在混合所有制中，國有股東所做的經營決策，考量因素不僅有經濟效益，還肩負其他社會和政治責任，國有股東與非國有股東的目標并非完全一致。民營資本進去之后，如何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也是應該特別引起關注的問題。
一是明確界定國有企業的地位和功能。梳理哪些行業和領域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制定清單，進行分類管理。對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領域，國有企業需要采取全資、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等運營方式的產業或行業，應該向社會公布，對這類企業采取混合所有制的，應在之前明確企業承擔的社會和政治功能，做到有約在先。針對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明確不同的改革方向，建立不同的評價考核制度。對一般性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要同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混合重組之后，公司治理結構、運行機制都要跟上，堅持市場導向和效益優先原則。
二是建立以資本管理為導向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要從現行國有資產管理“管人、管資產、管企業”模式，向管資本為主的管理模式轉變。組建若干家資本運營公司，按照企業化的方式履行出資人義務，形成國有資產監管機構——國有資本投資和運營公司——被投資企業三個層次，各層次之間職責分明、權責清晰，有利于提高國有資產的運營效率和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同時，建立全國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實現全國聯網，鼓勵各類資本通過產權交易市場進行交易，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三是進一步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以打破“玻璃門”、卸掉“彈簧門”、關閉“旋轉門”為重點，以公平準入為原則，破除各類隱性壁壘，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合理規定，將鼓勵民間投資政策落到實處，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推進非公有制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在土地、財稅、融資、環保、招投標方面的待遇公平化，建立民營企業進入壟斷行業的常規援助制度，制定針對不同行業的援助標準及援助方式。建立公平、規范、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要在電信、軍工、能源、金融等重點領域推出一些示范性項目，降低投資門檻，推動一批中小企業、非公企業進入，形成示范效應。對涉及歧視非公有制經濟的規定進行清理，切實在準入審批、土地供給、財政補貼、稅費減免、信貸支持方面給予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同等待遇，在職稱評定、社保、落戶等方面給予非公有制企業招錄人員同等待遇。
此外，改革與開放是密不可分的，我國需要適應國際形勢的新變化，積極打造大開放的新格局。應進一步推進對外開放向中西部地區縱深發展，擴大沿江沿邊地區開放；擴大服務業領域對外開放，形成對國內相關領域改革的“倒逼機制”；積極鼓勵和支持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合作，特別是支持企業“走出去”開展能源資源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本文章摘自《紅旗文稿》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