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場經濟體制是以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受其基本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傳統的制約和影響，西方市場經濟形成了重市場輕政府的特點，存在著難以避免的弊端，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經濟發展滯緩、實體經濟萎縮、兩極分化不斷加劇、國家競爭力衰落。中國應當吸取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發展中的教訓，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局限性
西方“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傭勞動這一基石之上，過度迷信市場自發調節作用而難以正確認識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來越突出，即難以化解生產高度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越來越尖銳的矛盾。正是這一局限性使西方國家普遍面臨去工業化、經濟虛擬化、財政債務化以及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的問題。
1.去工業化和產業空洞化日趨嚴重，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終戰勝封建制度并確立自己的統治地位，是靠著機器大工業生產體系。然而，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在新自由主義泛濫的背景下，西方國家普遍放棄政府對經濟發展方向的引導，同時不斷強化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私人資本在各個產業部門的投資和經營活動完全以最大利潤為目標，而不顧這些產業對增加就業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意義。其結果是產業結構從早期的制造業占據支配地位發展到高度服務業化。在制造業日益萎縮的同時，西方各國一直持續增長的產業是生產性服務業，主要包括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保險、咨詢業、廣告業、批發業等。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三大產業中，各次產業的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是：第一產業約為10%，第二產業約為15%，第三產業約為75%。這樣的產業結構意味著加工制造業趨于萎縮，大部分普通消費品、日用品、工業制成品等在西方國家已不生產，消費品需求主要靠進口來滿足，外貿赤字迅速擴大，產業競爭力嚴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其后的主權債務危機風暴中，美國、西班牙、意大利、希臘等國均為重災區。
2.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全球經濟遭受沉重打擊。 1929—1933年大危機后，為了防止金融業的投機行為引發經濟危機，各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對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與管理，加強了對金融業的政府監管，然而自上世紀70年代起情況發生根本性逆轉，西方國家普遍走上放松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道路。各國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原有的專業分工界限，綜合經營各種金融業務，取消銀行和非銀行存款機構間的利率限制差距，取消外匯管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度，金融市場相互開放，金融工具不斷創新，傳統信貸業務逐年減少，債券業務卻迅速增長，融資方式出現證券化趨勢。西方國家推動金融自由化，是為了將陷入“滯脹”泥沼的經濟拉出來，恢復往昔的繁榮，然而實施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卻是金融風險的不斷擴大和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20世紀80年代爆發的拉丁美洲國家的債務危機揭開了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序幕。1992年爆發了涉及10個歐洲國家的歐洲貨幣危機。1994年3月，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外國投資者紛紛抽走其資本，墨西哥外匯儲備急劇減少。1997年7月，受美元升值和美國利率上調的影響，泰國市場信心下挫，外資開始大量撤離，股市連續下滑，泰銖急劇貶值，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俄羅斯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先后兩次爆發金融危機，在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上，占俄羅斯國債總額約1/3的外國資本大規模外逃，引起匯率下跌和股市大幅下挫。2001年3月，阿根廷進入償債高峰，而國內資本外逃卻日益嚴重，經濟陷入嚴重動蕩和危機。2007年4月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企業新世紀金融公司由于逾84億美元的流動性債務申請破產保護，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爆發，引發全球金融危機。
3.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脫節，經濟高度金融化和虛擬化。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來是建立在機器大工業生產體系基礎上的，工業資本是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主體性資本形態，但是在市場自發調節下，當工業資本推動的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主要從事貨幣借貸和資本運營活動的金融資本借勢迅速崛起，因為比起規模龐大、管理復雜的工商業活動來，金融投機更能快速而輕松地謀取暴利，一夜暴富遂成為社會風尚和人們的普遍向往，這使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脫離實體經濟而匯集到金融業。最初金融資本憑借對資金供給的控制而支配實體經濟成為金融寡頭，進而貪婪的金融寡頭脫離實體經濟，通過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國內外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基金市場以及房地產市場呼風喚雨，巧取豪奪，使財富以驚人的速度膨脹，其結果是虛擬經濟的發展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嚴重脫節，經濟增長喪失動力，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爆發，經濟陷入全面衰退。西方發達經濟體經濟金融化后迅速陷入衰退和危機，是對“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莫大諷刺。經濟金融化使經濟的發展基礎被掏空，金融資本的統治地位最終因實體經濟的衰敗而走向崩潰，從而引發全面的金融和經濟危機。
4.政府背上越來越沉重的債務包袱，形成債務經濟。隨著產業結構的去工業化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絕大多數中產階級人群的收入增長緩慢，而極少數金融精英卻獲取了巨額收入，造成了社會財富占有的嚴重兩極分化。為了防止社會矛盾激化，西方國家政府不得不加強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產業空洞化和金融化使財政收入來源不斷枯竭的情況下，入不敷出的狀況越來越嚴重，政府不得不靠發行債務維持公共支出，從而背上越來越沉重的債務包袱。當下的一些西方發達經濟體政府個個債臺高筑。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其2009年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2.7%，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113%，遠遠超過歐元區所要求的3%和60%的上限，隨后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歐元大幅下跌，歐洲股市暴挫，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元區蔓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愛爾蘭等國也相繼陷入信用危機，希臘主權債務危機迅速蔓延為歐洲范圍的一場危機。如今雖然經過全力救助，歐債危機有所緩和，但是造成危機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并未發生根本變化，新一輪危機的爆發只是個時間問題。在過去的20年里，日本國債平均每年以40萬億日元(約合4080億美元)的速度增長。2013年8月，日本國債達到1000萬億日元(約10.4萬億美元)大關，占GDP的240%，相當于日本國民人均8.2萬美元。現在日本政府每年財政支出半數以上依靠發行國債，財政惡化的程度在發達國家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聯邦政府一直處于舉新債還舊債的狀態,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手段在美國政府關門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現。2013年10月16日，美國國會達成協議，結束部分政府部門長達16天關門危機，協議批準聯邦政府借債3280億美元。在這之前規定的上限是16.7萬億，致使美國債務首次突破17萬億美元，達到17.075萬億美元。在經濟持續衰退的背景下，巨額債務這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掉下來。
5.中產階級沒落，兩極分化和社會對立加劇。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工業化和大公司時代的產物。二戰后中產階級在西方社會成為主體性社會階層。在美國的職業結構中，以經理人、監督者、專家、技術工人為主的白領階層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1940年代為31%，1960年代上升到42.02%，到1990年代進一步上升到48.73%。然而，隨著制造業的迅速萎縮，中產階級的主導地位被動搖，收入增長緩慢，生活狀況越來越差。2006年10月2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指出，現在美國人貧富收入懸殊甚于歷史上任何時候。現在，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擁有近全社會40%的財富，而底層80%的家庭只擁有全國16%的財富。隨著中產階級的沒落和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會形成了1%最富有人群與99%的低收入人群的嚴重對立，這種狀況仿佛回到了財富占有極端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社會的階級結構重新表現為窮人和富人兩大集團的對立。
產業空洞化、經濟虛擬化、收入兩極化、財政債務化、中產階級沒落等問題是西方國家“大市場小政府”經濟發展模式不能承受之重，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共同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其后的主權債務危機，盡管西方國家政府想盡辦法試圖推動經濟復蘇，時至今日依然沒有走出困境，經濟復蘇非常緩慢而不確定。西方經濟出現的問題都與重市場輕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所貫穿的政府不干預教條密切相關，是其妖魔化國有經濟和政府干預應有地位和作用的結果。美國陶氏化學公司主席兼CEO利偉誠以揶揄的口氣說道：“長期以來，太多的聰明人認為純自由市場法則，將幫助經濟（至少健康的經濟）找到正確的平衡。但是就像過去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一個經濟體本身不能簡單地實現平衡。實現平衡需要行動，它需要干預。”他不無憂慮地指出：“是時候認識到，如果我們不迅速采取行動，如果我們在每個場合都讓市場法則起統治作用，我們將變成全球經濟最大的旁觀者、潛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們的消費者將發現他們自己有更多的債務和更少的錢。我們的商業將有更少的資源用于研究和開發。我們未來幾代人將缺少機會。”美國制造業衰落的親歷者、世界500強大公司主席兼CEO利偉誠對重市場輕政府的“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批評可謂一針見血，發人深省。
二、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綜上所述，西方市場經濟以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勞動為基礎，片面強調市場調節的重要性，輕視政府的作用，存在較大的缺陷和弊端，這些弊端和問題的存在意味著西方市場經濟已經走入死胡同。然而，在輿論界一些人對這一切視而不見，極力美化和兜售已經危機四伏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肆意貶低和歪曲中國道路，公開主張在中國移植西方市場經濟模式。他們無視國有企業對提升國家競爭力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巨大貢獻，宣稱國有企業占有優質資源卻效率低下，缺乏創新精神，要求將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無視中國農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極端重要性，宣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走到盡頭，大力鼓吹土地私有化；無視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中國經濟奇跡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將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完全對立起來，片面夸大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宣稱企業家賺錢了是企業家有本事，企業家虧本了是政府政策誤導所致，主張完全放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視市場失靈的嚴重危害，盲目崇拜市場化和自由化，宣稱只有市場才能有效配置資源，政府的任何干預都是亂伸手；為私人資本控制社會資源、綁架公共權力、蠶食公共利益的行為鳴鑼開道，要求公有經濟退出所有領域，為私人資本騰開生存和發展空間，使社會關系全盤資本化。其實這些主張沒有什么新東西，本質上是西方“大市場小政府”市場經濟模式的翻版，在中國的改革中推行這些主張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市場經濟模式已經被實踐證明是存在嚴重弊端且已經過時的模式，中國沒有必要照搬西方模式，我們應當從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一般規律出發，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首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通過深化經濟改革來實現，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和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如果失去了正確的方向，不但會使改革歸于失敗，而且會葬送社會主義，斷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業。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的根本原因是執政黨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和國內形勢面前迷失了方向，在思想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放棄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堅守。我國的經濟改革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緊密結合起來，取得了巨大成功，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綜合國力大大提高，為世人所注目。在新一輪改革中，我們必須一如既往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
其次，正確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必然要求。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步驟，推動這一改革，就是要提高市場主體的自主決策水平；完善市場體系，消除市場壁壘，使各種生產要素在各地區、各部門自由有序流動，實現要素的優化配置；健全市場規則，激勵經濟主體在技術、產品、管理、組織以及制度等方面進行自主創新并獲得創新紅利，優勝劣汰。但是，市場不是萬能的，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不能忽視其固有的缺陷。事實上，市場經濟的發展歷程已經表明，市場機制在對經濟活動進行自發調節時，必然會產生諸多消極的后果，如可能導致壟斷的發生，阻礙技術的進步；可能引起商品生產者的兩極分化；可能使資源在社會生產各部門的配置出現比例失調的狀況，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此外，市場機制對公共品行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資源配置難以實現公平和高效率，呈現失靈狀態。因此，在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還應當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第三，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深化改革，強調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市場的作用，更不是要用政府替代市場，而是要讓政府幫助市場更好地發揮決定作用，讓政府做市場做不了的事。在這里，有三項工作是政府必須做的。一是政府要對資源配置發揮導向作用，確保經濟高效快速協調穩定地運行。市場調節通常是通過市場價格信號對市場主體決策活動的影響來進行資源配置的，但是，市場價格信息具有短期性、時滯性、不完全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不能對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提供引領。政府通過收集和發布經濟信息，制定經濟發展戰略和規劃，對市場主體的決策活動進行引領，有助于市場主體的決策與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方向保持一致，有助于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有助于宏觀經濟協調穩定健康地運行。二是政府要直接參與涉及社會公共利益的資源配置過程。如前所述，市場調節對公共品行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資源配置是無效的，而政府是社會利益的代表，具有維護和實現社會利益的責任和能力，只有通過政府的直接投資和發展國有經濟，才能確保這些行業健康發展。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就是要對公共品行業和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進行嚴格監督和科學管理，不斷改進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和管理體制，切實提高政府直接參與上述資源配置的效率。三是政府要為資源配置提供強有力的制度支持。市場配置資源要靠完善的制度來支撐，而制度要靠政府來提供。政府要通過創造和提供制度供給來滿足市場主體的制度需要，使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具有可預期性，從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可有可無的，輕視和貶低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是完全錯誤的，只有堅持市場調節與政府干預的有機統一，才能建立科學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
最后，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深化改革必須做到生產力的發展與民生的改善相統一，必須使改革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要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統籌兼顧全體社會成員的利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必須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標。為此，要努力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推動經濟民主，維護勞動者權益，建立和諧勞動關系，探索按勞分配的實現形式，規范按要素分配方式，縮小收入差距，制止兩極分化趨勢，讓全體人民真正共享改革成果。只有堅持共同富裕目標，才能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才能增強全體人民的凝聚力，才能讓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理想和追求。
（本文章摘自2014年第13期《紅旗文稿》，作者：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