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明確規定，設立國資委指導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以來，十年間，我國國企改革不斷深入推進，取得重大成就。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國企改革依舊在深化進程中。根據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達成的協議，我國將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步伐，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中心主任張建森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時表示，國企改革將會不斷深化，應在市場化上下功夫。

　　市場化是方向

　　張建森表示，國有企業作為公有制的基礎，這是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情決定的，隨著國企改革進程的推進，每個國企的改革推進程度不同。而現階段國企改革的難點在于國企的非市場化。首先表現在國企在組織結構上的非市場化。國企領導人多數是有組織任命，而不是市場中聘用，這就很容易在經濟行為中的出現不必要的行政干預。

　　其次，國企的經營行為的非市場化。即國有企業不僅控制著絕大部分自然壟斷性的行業，而且還在很多資源稟賦條件優越、利潤率高的競爭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國企在關乎國計民生的行業占據壟斷地位這就決定了它的獨特優勢，是一般民企無所相比的。

　　第三，國企在資源的獲取上的非市場化。國企占據著礦產、土地等資源、能源優勢的行業，這也是國企最大的硬傷。在資產、資本運作時候往往是通過行政手段，比較容易的獲得這些特權。

　　第四，國企在利潤分配上的非市場化。在市場經濟下，任何企業都是實行股東分配的方式進行利潤分配，而國企的性質是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而顯然全民并不能從國企利潤中直接獲得紅利。

　　“今后國企改革的方向應該是如何促進其市場化。”張建森說。

　　國企的自然壟斷性一直為社會“詬病”，國企改革應如何布局和以何種方式存在是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張建森認為，壟斷不是國企的最大問題，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同樣壟斷著行業或者某一領域。我們國企的問題在于政企不分，沒有應對壟斷的監管機制。《反壟斷法》為其提供法律保障，未來應加強實施力度，有效的執行。

　　改革不能“一刀切”。張建森建議辯證的、有步驟的深化國企改革。對一些非國家命脈的行業、企業進行市場化改革，而且操作也比較容易，因為現在大部分國企都已上市，在股份上選擇退出，將資金集中到國民福利項目上去。而對于國家戰略性行業的國企進行更加廣泛的民意監督，建立民眾監督機制，尤其是對國企重大決策的監督機制。

　　有消息稱，中美對話之后，國企有可能逐步向外資開放。對此，張建森表示，國企未來是否向外資開放并不是需要特殊考慮的問題。因為市場化中不論是民資還是外資，都保持同等地位，衡量標準在于引進的資金對企業發展有利。

　　打破常規 不斷創新

　　據統計，深圳當地國企數量只要十幾家，去年對深圳的GDP的貢獻率不足5%。張建森表示，相對其他省市來講，國企對深圳當地經濟的影響并沒有那么明顯。加之深圳政府歷來強調市場化，國企改革也走在全國前列。“以深創投、國信證券為代表的創投、擔保、證券類公司，監管市場化做的比較到位，企業市場機制建設比較好。”

　　作為“外來的和尚”，中國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簡稱：“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于1987年進入深圳市場，較早與市場結合。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總經理辦公室主任蘇周認為，國有企業要與市場相結合最重要的就是打破行業壟斷地位，把舞臺向所有潛在競爭對象開放，讓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參與優勝劣汰，從而促進國企探索體制的轉變，如強化市場營銷職能，重視售后維護意識等，將工作重心轉向提高服務水平上，放下姿態專職創造經濟效益。

　　“深圳分公司隨同母公司上市，改制成為上市公司，在政府監管的同時，接受股民、社會的監督，企業管理更公開、透明。”蘇周說。

　　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副總經理、總會計師熊兵表示，國企要敢于挑戰自我，打破計劃經濟的后遺癥，消除等、靠、要的消極思想。

　　熊兵介紹，從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的發展歷程來看，國企要想更好地走向市場，首先要了解市場規則，只有了解了市場的“游戲規則”，才可以大膽地實踐。其次要敢于創新，打破制度的約束。國企的制度體系一般都是比較健全的，但這個健全承襲了舊的成分，要適當打破這種制度的約束，使企業有創新力，才能更有市場活力。最后，國企還應該在市場中不斷學習積累經驗。不歷練不知道市場的深淺，不總結就沒有經驗的積累，不積累就沒有企業發展歷史的沉淀，更談不上形成企業文化。“因此，做好這三點，是國企走向市場并與市場結合的基礎，是企業在市場中不斷發展的必經之路。”

　　據了解，2002年初，為適應建設部關于資質就位的問題，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將主營業務建筑安裝剝離成立深圳分公司；為了適應集團公司發展對資源的整合需要設立資金的集中管理，這些改革保障了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改革分配制度 讓利于民

　　在國有企業退休職工福利管理上，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也進行了相應的改革，蘇周介紹，用人制度方面，與所有員工均簽署同等效力的勞動合同，并讓所有員工都參與社會保險，淘汰原有“正式工”、“臨時工”的做法，減輕了企業離退休工作的負擔。在分配制度方面，打破以往靠熬年頭漲工資的傳統思想，引進時下比較先進的崗薪與績效工資相結合、薪酬與激勵相輔相成的分配機制，既兼顧公平又體現差異，通過合理的分配提高員工的工作熱情。

　　此外，中美對話協議明確提出將根據收入分配改革要求，繼續提高中央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紅利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的規模。熊兵認為，經濟改革最終目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這個市場體系，是以國有經濟成分為主導，其他經濟成分為輔。說明國企在國家發展中，依然肩負社會保障等義務。而分配股利是企業的基本義務之一，增加上繳紅利實質就是調整企業利潤分配政策而已，只要不影響企業的生存，提高分配比例并不是壞事。改革開放以來，讓國民分享國企改革帶來的成果也是理所當然。”

　　同時，他認為，作為企業需要做好資金使用和利潤分配的規劃，在國家政策范圍內，提前策劃，早做準備，做到既不耽誤企業發展，也不影響紅利上繳。

　　對于如何讓全民享受到國企的紅利，張建森建議，在不影響國企正常運作的情況下，拿出20%—30%的利潤提供給社保基金，將這部分紅利用于全民社保。

　　（本文章摘自“中國經濟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