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最新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國有企業近年來的對外投資增速有所減緩，在對外投資主體結構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流量和對外投資存量上的絕對地位依然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以雄厚的資金實力作為支撐的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的流量上依然是絕對的主導。

　　該研究由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所承擔，旨在分析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現狀以及面臨的困難。他們得出上述結果的依據是，2011年末，我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存量為3500多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占投資存量六成以上。

　　隨著中國企業的持續發展與全球競爭格局的形成，“走出去”成為中國企業的必然選擇。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747億美元，是2002年的28倍，全球排位從第26位上升至第6位。中國對外投資主要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占據總量的75%，歐美發達地區則少得多。

　　國際化進程理論認為，企業的國際化行為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其表現為企業對國外市場逐漸提高承諾的過程。既是企業能力發展的結果，也是企業資源配置的客觀需求。在對外直接投資上，中國企業經歷了一個以尋求市場和尋求技術為主，到以獲取戰略資源和效率為主的演進過程。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4年鄧小平南方談話這一時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戰略目標突出表現為“找市場和資源”。這一時期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集中在第三產業和石油等能源行業，“走出去”的企業主體是大型國有貿易公司和綜合型集團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集中在香港、澳門等地。

　　從鄧小平南方談話到中國加入WTO以前這一時期，以取得戰略資產和效率為主要目的的并購案例明顯增加。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開始關注生產加工行業。大量具有民營資質的企業集團加入“走出去”企業大軍之中，例如，小天鵝家電、廣東格蘭仕、天獅集團等。亞洲雖仍為投資的重點區域，但歐美的投資明顯增加。

　　加入WTO以后，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明顯轉變為以獲取戰略資產和效率為主。

　　“通過‘走出去’，中國企業不僅可以獲得資源，還能獲得國際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整合產業鏈等資源，以及獲得財務投資收益，同時分散和對沖風險。此外，中國企業通過海外兼并收購有助于緩解國內產能過剩。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實施無疑能夠對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起到積極作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原磊表示。

　　不過，中國企業“走出去”仍存在一些問題，制約了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其中最為人關注的是缺乏足夠的風險意識。企業并購特別是海外并購是一項成本和風險“雙高”的戰略行為，風險不僅體現在交易活動本身，而且還體現在并購后的資產整合過程之中。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大量失敗案例都源于文化沖突。如上汽并購雙龍案的失敗，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整合。如果上汽對文化沖突事前有充分估計，就很有可能降低后來的損失。

　　原磊指出：“國內的支撐體系不夠完善。中介組織在跨國并購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主要為企業海外并購提供信息咨詢、公關服務、融通資金等，由于目前中國尚未建立發達的中介組織體系，中介業務基本被海外中介機構壟斷，中國企業需要支付高昂的費用聘請海外機構。同時，國家人才的缺乏和素質的參差不齊已成為阻礙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瓶頸。”

　　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動機還停留在取得資源這樣一個較為低級的層次上，諸如如何利用資源實現協同效應、如何對并購資源進行分解和重組以及如何實現商業模式創新等問題還沒有完全納入視野。事實上，商業模式創新和企業并購關系緊密：商業模式創新是企業并購的終極目標，而并購是企業取得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途徑。

　　另外，西方國家為了重振傳統制造業而采取了“再工業化”戰略，將會推進一系列保護和扶持本國傳統制造業的政策措施的出臺，如實行貿易保護、限制中國企業并購等，這對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無疑會有影響。例如，美國運用技術貿易壁壘如各種技術法規、技術標準、質量認證等手段來限制中國產品進口，以達到保護本國生產商利益的目的。此外，美國和法國先后提出以征收“碳關稅”的方式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張，其目的就是要借此對中國、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家設置綠色壁壘，通過懲罰性關稅實施貿易制裁。

　　“中國是全球主要的制造業出口國之一，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態勢，若西方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后實施‘碳關稅’政策，很有可能對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產生不利影響。”原磊說。

　　（本文章摘自6月3日《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