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一些人認為，政府部門的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占比的持續上升，擠占了居民收入。壟斷國企的高工資又導致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相應地，這些人認為，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推進國企私有化改革、減少政府權力。這些觀點的理論表現是“國富民窮論”。筆者并不否認政府收入增幅超過居民收入增幅、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工資差距擴大、國企內部工資差距擴大的事實。筆者要反駁的是那種把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歸結于此，并提出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推進國企私有化改革、減少政府權力的“國富民窮論”。

　　當我們考察收入分配擴大的主要原因時，如果不比較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收入份額變動狀況，不區分資本要素中的國有資本和私有資本，不對比國企內部工資差距和其他所有制企業內部的工資差距，就把政府收入增長快和壟斷國企工資高視為收入分配擴大的主要原因，那么這種考察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基于這樣的考察所作出的結論也是武斷的。本文通過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收入份額增長狀況的比較分析、國企與非公企業收入份額變化情況的比較分析、國企與非公企業工資差距的比較分析，以及行業層面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分解，來回答上述問題。

　　二、各個部門及不同所有制企業收入份額變動狀況的比較分析

　　（一）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收入份額增長狀況的比較

　　總體而言，近10年來，在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業和政府部門所占份額逐漸增加，居民部門所占份額不斷減低。進一步比較企業和政府部門的收入份額增長狀況可以發現，企業部門的增幅大于政府部門的增幅。根據郭慶旺、呂冰洋（2010）整理的1995-2007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變化表格，在初次分配領域，企業部門的收入份額從1995年的19.7%上升到2007年的22.6%，提高4.9個百分點。政府部門的收入份額從1995年的15.2%增加到2007年的19.5%，提高4.3個百分點。（《中國稅收負擔的綜合分析》，《財經問題研究》2010年第12期）白重恩、錢震杰（2009）的測算表明，1996 至2005年間，在初次分配階段，企業和政府部門分別提高了7.49個和3.21 個百分點；通過再分配，企業部門下降了1.16 個百分點，政府部門相應上升了3.17 個百分點。總的看來，企業和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收入占比下降貢獻各占一半。兩位作者的計算還發現，中國企業部門收入在很長一段時間都高于政府收入，僅在2007 年首度低于政府部門，故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更突出的問題很可能是企業部門收入占比過高。（《誰在擠占居民的收入——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二）公有與非公企業收入份額變化情況的比較

　　由于數據的可得性條件，筆者在此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作為參照指標，來比較分析公有與非公企業收入份額的變化情況。工業是整個國民經濟的支柱，且49%的國有資產分布于工業行業之中；經過1998—2003年“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之后，國有經濟已從中小企業層面全面退出。這些前提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比較結果的可信度與可靠性。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于2009年指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中所占比重由2005年的44%下降至2009年的29%。經筆者計算，規模以上公有工業企業利潤份額于2010年小幅上升至22.8%之后，于2011年下跌至21.3%，非公有制企業份額則上升至78.7%。與國企利潤份額下降形成對照的是，2009-2011年三年間，國有企業所交稅費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基本沒有變化。因此，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的稅費負擔，國企收入比重進一步降低。

　　表1 2009—2011年規模以上公有工業企業利潤份額與非公企業利潤份額的比較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其中利潤加總系各年1-11月所有類別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數額的加總。公有企業利潤系各年1—11月規模以上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以及集體企業實現利潤數額的加總。非公企業利潤系各年1-11月規模以上股份制企業、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利潤數額的加總）

　　表2 2009—2011年國有企業所交稅費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　　

（數據來源：國家財政部。所交稅費系各年1-12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所交稅費總額；全國財政收入系各年1-12月全國財政收入總額）

　　從上述企業部門與政府部門收入份額增長狀況的比較以及國企與其他類型企業收入份額變化情況的比較中可以發現，在宏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中國企業部門收入份額增長最快，政府部門次之。在企業部門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收入份額呈明顯下降趨勢，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所交稅費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基本不變，這一趨勢更加顯著。因此，從宏觀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看，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主要源自企業部門，特別是企業部門中非公企業收入份額的快速提高。

　　三、對產業與企業層面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

　　（一）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主要原因

　　由于前述數據可得性條件和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筆者在此仍然基于工業部門行業層面的數據來分析勞動收入份額下降的原因。翁杰、周禮（2010）將勞動收入份額變動幅度分解成兩部分：其一，行業勞動收入份額變動對整個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貢獻，也即“收入份額變動效應”；其二，行業產出結構的變動對整個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動的貢獻，也即“行業結構變動效應”。兩位作者利用1997-2008年中國工業部門行業層面的數據測算后發現，1997-2008年，導致整個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各個行業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而非行業產出結構的變動。收入份額變動效應為7.08 個百分點，而行業結構變動效應僅為0.19個百分點。前者的效應達到97.4%，而后者的效應僅為2.6%。（《中國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研究：1997—2008》，《中國人口科學》2010年第4期）

　　（二）國企與非公企業收入差距的比較

　　國企與非公企業工資差距的比較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不同所有制企業內部收入差距的比較；其二是不同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對于第一個方面，夏慶杰等（2009）使用分位數回歸方法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工資分布。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1999 年和2002年外企和國企的工資差距隨著工資分布從低到高的變化而擴大，（《經濟轉型期間城鎮工資支付結構的變遷》，《中國人口科學》2009年第6期）表明外企內部職工間收入差距大于國有企業。楊娟等（2011）利用最新發布的CHIP—2007和CHIP－2002分析了2002年到2007年中國城鎮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的收入差距。他們的研究結果也表明，外企工資分布圖的寬度大，說明其分布分散，內部收入差距大于國企。公有部門收入差距的分布相對均衡，私營企業與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收入差距主要來自低收入者。（《中國城鎮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收入差距的變化趨勢》，《經濟學》2011年10月）

　　對于第二個方面，楊娟等（2011）的研究結果顯示：在2002年到2007年的５年間，公有部門年總收入和小時工資增加得最慢（國有企業增加了88％—92％，政府機關增加了62％—63％）。與此形成對比的是，集體企業和私有部門工資的增加幅度均超過110％，外企也增加迅猛（118%），到2007年外企總收入在各種形式的所有制企業中位列第一。（同上）

　　國有壟斷行業的平均工資高，以及國企改革后國企內部的工資差距擴大的確導致了行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以及國企內部的工資差距，不過上述對產業與企業層面收入分配擴大影響因素的比較分析表明，二者并非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因素。首先，對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變動進行分解后的測算結果證明，行業結構變動，也即行業之間的差別對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影響微乎其微。主要原因是各個行業勞動收入份額的降低，不論壟斷行業還是競爭行業。由此，可以在理論上推論，如果降低壟斷行業國企的職工工資，那么工業部門勞動收入份額將進一步降低。從這個角度講，壟斷行業國企的高平均工資帶來的勞動收入份額增大效應大于其擴大行業之間工資差距的效應，從而在整個工業部門層面有助于縮小而非擴大收入差距。換句話說，是壟斷行業國企職工工資過高？還是競爭行業非公企業職工的工資過低？應該說后一個問題才是癥結所在，是非公企業職工的工資過低才顯得國企職工工資高。事實上，各個行業勞動收入份額都在降低，如果要使勞動收入份額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也即勞動收入增長能與企業利益增長保持一致，那么不僅不能降低國企工資水平，還應繼續提高，而非公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水平則需要大力提高。

　　其次，雖然國企改革后國企內部的工資差距擴大了，但是非公企業內部的工資差距仍然高于國企，特別是外資與合資企業。如果把企業內部的工資差距作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一個影響變量的話，那么恰恰是因為國有經濟份額的不斷縮減，國企就業的比例不斷減低，而國企內部的工資差距又小于非公企業內部的工資差距，才致使產業層面、宏觀層面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錢曉燁、遲巍（2011）關于所有制結構對勞動者收入份額的影響以及勞動收入份額地區差異的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在2000年以后，國有經濟的比重對勞動報酬份額的影響顯著為正，外資經濟比重對勞動報酬份額的影響顯著為負。第一產業比重高、國有集體經濟占比高的省份初次收入分配更加向勞動者傾斜。而第二產業發達、外商投資占比高的地區，經濟的產出則更多地分配給了資本。（《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收入份額的地區差異》，《經濟學動態》2011年第5期）

　　四、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本質原因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資本處于對經濟資源的支配地位。私有化改革推動資本所有權向少數人集中，而資本所有權結構決定分配結構，因此不加任何限制以及限制程度不夠的市場經濟勢必會出現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情形。中國過去30多年來資本存量高速增長的背后，是機器設備、建筑物、土地使用權、礦山乃至文物資源等有形資本源源不斷資本化的過程。（《資本化在擴張與趕超型經濟的技術進步》，《經濟學研究》2010年第5期）資本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當我們回顧中國經濟資本化過程的三個階段時，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中國的經濟存量資本化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質，是國家讓渡土地資源的使用權（租借土地，以公糧為對價）。土地使用權的隱性資本化與解除束縛后的農民相結合，釋放出了巨大的經濟增長能量。由于這一時期農民分享了資本化收益，雖然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增長了，但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顯著減少，所以中國總體的貧富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有所縮減。20世紀90年代中國企業啟動了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軌，進入經濟存量急速資本化擴張階段。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資本化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即城市化加速帶來的土地價值重估為主導的資本化。在經濟資本化的第二階段中，職工未參與原國有機器廠房資本化的過程，而是在被一次性地買斷工齡之后就脫離了與這些生產資料的聯系。在第三階段，農村集體不再是土地資本化的主導力量，農地轉為非農用地以后也不是轉入與本地成員有關聯的集體積累，而是在一次性的征地補償后就使農民脫離了與自己土地的聯系。（《經濟波動、財稅體制變遷與土地資源資本化——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次圈地”相關問題的實證分析》，《管理世界》2010年第4期）職工和農民不僅未能分享資本化收益，還因為大規模的下崗和土地的無償或廉價征用而成為這兩個階段資本化的犧牲者。結果貧富差距由80年代的縮小轉為擴大，勞動收入份額自1995開始下降，在1995—2006 年間從59.1% 逐年下降到47.31%，資本收入份額則上升了11.79個百分點，尤其是在2003 年到2004 年間，更是陡增了5.24個百分點。（《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五、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本舉措

　　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本質原因是不公正的財產關系帶來的資本化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所以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根本和長遠舉措還在于形成相對公正的財產關系，讓中低收入人群也能分享經濟資本化收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對公正的財產關系的微觀基礎是運行良好的公有制經濟，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的含義。

　　1.在做強國企的同時增強國企利潤回饋社會的力度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采取了公有資本的形式，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改革過程中，公有資本又是通過行政性委托代理制進行資本化運作的，存在代理者將公有資本收益化為本企業利益甚至其個人利益的可能。這一問題，除了加強監管之外，還可以通過規定國企利潤回饋社會的比例來解決。2009年國務院已經出臺了央企利潤和上市公司國有股權的10%劃歸社保賬戶的規定。一些學者和媒體指出，這個比例并未落實，上繳的數量仍然太少。筆者并不否認這一點，如何落實以及什么比例合適都是可以探討的。不過，由此而得出只有繼續私有化國有經濟才能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結論，就屬于偷換概念了。要讓居民享受國有資產的收益，做強國企與增強國企利潤回饋社會的力度，二者不可偏廢。只注重前者而忽略后者，無法體現國企作為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功能和目的。但是，一方面要求提高國企利潤上繳比例，另一方面又繼續縮減國有經濟，則無異于緣木求魚。

　　2.在重振集體經濟的同時形成中西部自我資源資本化機制

　　打開中國經濟地理版圖，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如果以“黑龍江愛輝——云南騰沖”為分界線，可以發現70%以上的資本集中在該分界線以東，70%以上的資源集中在該分界線以西。過去30年一直是東部的資本把中西部的資源資本化，資本化增值收益中只有一小部分留在當地，而且還往往由基層領導掌控。于是，東部城市的富人和西部農村的窮人成為中國收入分配的兩極。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推進和產業的梯度轉移，可以預見，未來西部將有更多的資源進入資本化進程。如果在這一進程中，仍然沿用東部資本把中西部資源資本化的方式，那么中國的貧富差距只會繼續惡化。要改變這種局面，必須在兩個層面都下功夫：其一，形成中西部自我資源資本化機制；其二，重振集體經濟。僅有第一點并不足以保證縮小貧富差距，因為如果資本化的主體是結構化的產業資本，無法建立與本地福利的直接聯系，那么東西部地域之間的收入差距可能有所緩解，而西部內部的貧富差距將更加嚴重。

（本文章摘自2013年《紅旗文稿》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