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壟斷行業改革停滯了嗎？

　　在當前的討論中，一些文章批評壟斷行業改革的力度不夠，認為這方面的改革是滯后的，甚至是停滯的。有的文章把壟斷行業改革說成是“擠牙膏”式的改革；還有的文章偏激地提出，“壟斷行業總體上還沒有改革”。

　　這些觀點不符合實際。我國壟斷行業的改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了。通過不斷推進改革，電力、電信、民航、石油等傳統壟斷行業已經轉變為具有一定競爭性的行業。進入新世紀，政府對壟斷行業改革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并把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作為改革的重點。2005年2月，《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36條”）出臺，文件明確提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2010年5月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36條”）進一步提出，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和政策性住房建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商貿流通、國防科技工業等六大領域。為了貫徹落實“新36條”，國務院有關部委制定頒布了22個實施細則。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必將對壟斷行業改革產生深遠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改革停滯論”有一定市場，是因為目前壟斷行業改革還不到位。有的行業行政壟斷的色彩還比較濃，尤其是不少壟斷行業還存在價格高、服務差、收入畸高、鋪張浪費等現象，有的國企甚至發生了嚴重的貪污腐敗案件。對這些現象，群眾意見很大。

　　二、所有的壟斷都要反對嗎？

　　在很多人的觀念里，壟斷就是低效率的，就是對社會公平有害的。因此，有人提出“一切壟斷都應當堅決反對和打破”，還有人提出“向壟斷行業‘開戰’，把現有壟斷行業全部改造為競爭性行業”。這些似乎充滿改革精神的提法，其實違背了基本的經濟學常識。

　　首先，供水、供電、供熱、供氣、鐵路運輸、公共交通等屬于自然壟斷行業，這些行業的壟斷經營具有合理性。自然壟斷一般具有公益性的特點，其規模經濟效應非常明顯，即企業的規模越大，生產運營成本越低。如果很多企業在自然壟斷行業進行競爭，會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例如，在同一個城市里，不能去鋪設兩套供水或供電網絡；鐵路運輸如果“碎片化”，要么運營成本大幅提高，要么運費、票價大幅飆升。因此，各國的反壟斷法都對自然壟斷予以豁免。

　　其次，郵政專營、煙草專賣、知識產權等國家壟斷或國家授予的壟斷，是為了克服“市場失靈”。比如，郵政業務如果完全市場化，必然出現盈利業務搶著干、虧損業務無人干的局面，因成本過高而肯定虧本的偏遠地區的郵政業務可能無人經營，人民通信權利就無法得到保障；煙草買賣如果完全市場化，對人民健康有害的煙草制品就會低價泛濫；知識產權也是一種壟斷，它有利于知識產權所有者獲得高額壟斷利潤，以激勵創新。

　　第三，即使在競爭性領域，也不能簡單、片面地強調完全破除壟斷。在現實經濟活動中，有些行業由于生產和技術方面的特點，在競爭中形成很高的產業集中度，少數企業占有很大的市場份額，形成寡頭壟斷格局。比如，全球大型客機市場被美國波音公司和歐洲空中客車公司所壟斷，電腦操作系統軟件市場被美國微軟公司和蘋果公司所壟斷，世界制藥、汽車制造、計算機中央處理器等領域也都被極少數大型跨國公司所壟斷。在世界經濟競爭中，沒有一定的產業集中度，就不可能提高國際競爭力。我國一些領域正是由于產業集中度不高、惡性競爭嚴重，才造成在國際市場上缺乏定價權，只能任人宰割，稀土賤賣、鐵礦石談判吃虧，反映的都是這個問題。國內有些人，說起西方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獨霸天下，就津津樂道、欣羨不已，而對國內企業則“逢大必反”，這種在反壟斷上的“雙重標準”是不可取的。從增強國際競爭力角度看，我國的大型企業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三、我國壟斷行業需要改什么？

　　有人不厭其煩地宣稱，壟斷行業改革就是要“國退民進”，甚至要求政府以行政命令方式強制國有企業退出所有競爭性領域。這種觀點和主張不符合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在市場經濟中，盡管不同的企業之間有資金、技術等方面的競爭力差別，但它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只要符合法律，國有企業在哪些領域進行投資，或者從哪些領域退出，都應當由企業自主決定；其他所有制企業也是如此，法律沒有禁止的領域，民間資本就有進出的自由。

　　關于壟斷行業的改革，黨的十七大報告說得很清楚：“引入競爭機制，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這個表述非常到位。

　　首先，壟斷行業要盡可能引入競爭機制。隨著科技的發展，某些傳統自然壟斷行業的建設和運營成本大幅下降，有條件引入競爭機制，如郵政、民航、電信等行業。即使仍屬自然壟斷的行業，某些業務也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如鐵路和電力設備的制造、油氣銷售網絡的經營等。對于那些產業集中度要求較高的行業，在確保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充分發揮競爭機制的作用，如對獨家經營的行業進行必要的分拆以形成不同的市場主體、電力行業實行輸配電分開等。

　　其次，要防止壟斷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對某些壟斷行業收費高、服務差、強買強賣等，群眾意見最大、最集中，只要稍做分析不難發現，這些都與相關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有關。例如，供電部門強制用戶購買其指定的電表，有線電視公司要求用戶統一使用其指定的機頂盒，銀行在服務合約中寫入于己有利的“霸王條款”，電信企業聯手維持高價格。應該看到，這類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還大量存在，而這類行為往往又與政企不分有關，客觀上造成既限制公平競爭又加劇不正當競爭、損害消費者利益等現象，是壟斷行業改革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

　　第三，要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由于壟斷行業的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對消費者來說，它們提供的服務就具有不可選擇性，因此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就是不可缺少的，否則消費者權益就無法保障。并且，由于我國壟斷行業的經營者主要是國有企業，因此政府監管、社會監督不僅包括對企業市場行為的監管監督，如價格管制、價格聽證等；而且包括對企業內部經營管理情況的監管監督，如濫發獎金福利以致某些行業收入畸高等。只有加強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才能促使壟斷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維護消費者利益。

　　四、能照搬西方私有化改革方案嗎？

　　上世紀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一股大規模私有化浪潮，許多原來由國有企業經營的行業，如鐵路、航空、銀行、石油、電信、鋼鐵、煤氣、造船以及軍事工業等，都進行了私有化。歐美國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擺脫了“滯脹”困境，但也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加深，并帶來嚴重的兩極分化。

　　歐美國家的私有化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被很多發展中國家所效仿，但實際效果遠沒有預想的那么好。私有化造就了一批億萬富翁，但既沒有削弱壟斷，也沒有促進經濟發展，更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好處。在墨西哥的私有化中，卡洛斯·斯利姆買下了墨西哥國家電話公司，如今他成了世界首富，壟斷了墨西哥90%的電話線路，而墨西哥也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采取了較為激進的“休克療法”，對石油、天然氣、國有銀行等進行了全面私有化，但這場“改革”創造的惟一奇跡是“造富”，快速造就了一批像霍多爾科夫斯基、別列佐夫斯基這樣的超級富翁和壟斷寡頭，俄羅斯經濟卻急劇衰落，絕大多數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當前，我國存在各種各樣的私有化觀點。有人提出：“民營化是壟斷行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最直接途徑。”這里的民營化實質上就是私有化，與西方國家出售國企的做法沒有兩樣。還有學者提出其他方法：“我們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可以分給13億民眾”，“應將屬于政府或者國有企業集團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發給中國的人民”。這樣的建議，本質上也是一種私有化主張，當年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采取的就是這種私有化方式。

　　對于形形色色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不要幻想私有化能解決壟斷行業現存的各種問題。例如，壟斷企業高管收入過高是一個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如果中國的電信業也像墨西哥那樣由私人經營，以中國電信用戶的規模，完全可能造就像卡洛斯·斯利姆這樣的世界級富豪，中國的廣大民眾能接受嗎？

　　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確保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掌握在國家手里，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的，與資本主義國家以攫取高額利潤為目的的壟斷有著根本的區別。

　　五、壟斷行業由私企經營能給老百姓帶來好處嗎？

　　現在有些人只要談到壟斷行業的國企，就給貼上“與民爭利”的標簽。應當承認，有些問題是不同程度存在的，這也是壟斷行業改革的必要性所在。問題是，如果壟斷行業改由私人企業經營，就能比現在更好嗎？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從本質上說，國有企業的最終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它們的利潤最終要歸民所有、用之于民，因此沒有必要通過犧牲人民群眾利益來牟取高額壟斷利潤。從實踐來看，政府部門不是完全以盈利的多寡來衡量國企的業績，還會考察其社會責任履行狀況等多種指標；在多數壟斷行業，政府都實行了比較嚴格的價格管制和監督，防止國企片面追求利潤最大化。如果私營企業控制壟斷行業，這些都是很難做到的。

　　以供電為例。目前，我國的工業電價居世界中等水平，而居民電價遠低于同等發展程度的國家。我國是電力供不應求的國家，每年用電高峰期都會出現嚴重的電力短缺。因此，政府要進行調控，以優先保證居民用電。如果供電改由私企壟斷經營，它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還能保持目前的電價嗎？

　　再看成品油價格。過去不少人認為我國是一個高油價國家，但2012年5月美國彭博新聞社列出的一份全球55個國家的油價排名中，中國的油價排名第42位，是油價較低的國家。中國是人均能源極度匱乏的國家，維持較低的油價相當不容易。很難想象，如果我國的三大石油公司都是私企，還能保持目前較低的油價嗎？

　　六、為什么西方對我國的國企改革如此“熱心”？

　　近年來，西方一些人惡意丑化我國的國企，宣稱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無法相容的，中國的國企充斥著腐敗和低效，只能依靠壟斷和政策支持才能獲得競爭力。一些國際組織、西方政要及學者，經常向我國提出國企私有化的建議。為何他們對我國的國企改革如此“熱心”？真的是要幫助我們提高競爭力嗎？

　　國際關系中從來都是國家利益至上。西方一些人這么做恰恰是出于對中國國企競爭力上升的焦慮。美國副國務卿霍麥茨說得很清楚：美國公司不僅在中國市場與中國國企競爭處于不利境地，而且在美國市場甚至第三國市場中也面臨被動局面，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受到了嚴峻挑戰。

　　我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是有自己的優勢的。它們大都有完善的內部管理制度，人員素質、技術水平、創新能力總體上遠遠好于私企。在很多行業，包括那些競爭性較強的行業，技術最先進、管理最規范、人才最集中的，都是具有較大規模的國企。國企在帶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共同提高國際競爭力上，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即使一些壟斷行業的國企，效率也很高。例如，中石油的骨干企業大慶油田有限責任公司，其管理水平、勘探能力、采油技術在世界上都是比較先進的，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很高、科技創新能力很強，不僅在國內創出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而且在國際招標中也屢屢擊敗國外同行。

　　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要刻意打壓我國的國企。近年來屢屢發生的國企海外投資受挫，背后都有西方政治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干預。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改革是為了興利除弊，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絕不是要改掉我們的固有優勢。

　　（本文章摘自9月16日《經濟日報》，作者為《紅旗文稿》雜志總編輯助理）